從《孔子家語·哀公問政》篇看孔子“為政以德”思惟
作者：孔祥安（孔子研討院傳承發展部部長、研討員）
來源：《論語學研討》（第三輯）
《孔子家語》是一部專門記錄孔子及孔門門生思惟言行的著作。該書匯集了孔子的大批言論，再現了孔子與門生、時人談論問題的許多場景。與《論語》比擬，該書內容非常豐富，具體生動，首尾完備。只是該書長期遭遇蕭瑟，被視為“偽書”棄而不消！楊朝明師長教師對該書經過20多年的深刻研討，糾正了將該書視為“偽書”的某些“成見”，認為該書不僅“不偽”，並且完整稱得上“孔子研討第一書”。所以，通過《家語》研討孔子思惟，不僅可以還原孔子的抽像，並且可以有助于我們加倍深刻地掌握孔子的“真精力”。
《孔子家語·哀公問政》篇重要記載了魯哀公向孔子請教為政之道的情況。其實，《論語》《禮記》等傳統文獻中也有哀公問政于孔子的記載，但都沒有《家語》中記載得詳細、具體、周全、系統，從這一點看，該篇文獻或許就是記載哀公問政于孔子的第一手資料，有著主要的史料價值，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探討孔子的政治哲學思惟。可是，在我們清楚哀公問政的內容，進一個步驟探討和掌握孔子德政思惟之前，必須弄清楚一個問題，即魯哀公為什么要向孔子請教為政之道。我想，這至多是兩個方面決定包養情婦的：一是孔子理解政治問題，有值得魯哀公請教的程度和價值；二是魯哀公碰到了政治上解決不了的問題，需求向名人請教。
一、魯哀公問政包養網dcard的條件
起首，孔子能否值得魯哀公請教政治中存在的問題？我們了解，孔子是中國現代偉年夜的思惟家、教導家、政治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中華文明的集年夜成者。孟子評價孔子說：“孔子之謂集年夜成。集年夜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元武宗在加封孔子“年夜成至圣文宣王”的詔書中說：“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無以法。”柳詒徵師長教師曾評價孔子說：“孔子者，中國文明之中間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明。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明，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后數千年之文明，賴孔子而開。”梁漱溟師長教師也曾評價孔子說：“孔子以前的中國文明差未幾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國文明又差未幾都從孔子那里出來。”或許我們認為這是后人對孔子的評價，缺包養網VIP乏以說明孔子在當時的社會影響。換句話說，孔子在當時能否有這么年夜的影響力和學識程度。
其實，孔子在當時已很是著名，并且當時的人已經認為孔子就是圣人了。如，太宰問于子貢曰：“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正人多乎哉？未幾也。”（《論語·子罕》）可是，孔子并不承認本身是圣人。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論語·述而》）門生台灣包養網子貢認為，孔子就是圣人。又如，子貢曾問于孔子說：“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則吾不克不及，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孫丑上》）再如，《論語》記載：“儀封人請見，曰：‘正人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全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儀封人見到孔子后，對其門生說，你們這些年輕人不要擔心不自得，全國無道已經好久了，上天要讓你們的老師做人們的導師。朱熹認為，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于下位者也。“木鐸”，暮鼓晨鐘，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由此看來，孔子在當時不僅在各諸侯國已有很年夜影響，並且在一些小的城邑也有很年夜影響。
但是，當時也有人貶低和詆毀孔子，可是這些都被子貢予以駁斥，不僅表現出孔子的加倍偉年夜，並且還說明孔sd包養子在當時已很了不得，是一位當之無愧的圣人。如，叔孫武叔語年夜夫于朝曰：“子貢賢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進，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論語·子張》）叔孫武叔執政中對年夜夫們說：“子貢比仲尼有賢德。”子服景伯把這話轉告給了子貢。子貢說：“不克不及這樣認為。譬如衡宇的圍墻，我的只要肩膀那么高，站在裡面就很不難看見我家的好東西；可是我老師家的墻有幾個人那么高，找不到進往的年夜門，就看不包養違法到廟堂的宏偉及房舍的絢麗多彩。能找到年夜門而進往的人或許很少吧。那么，叔孫武叔這樣說，不也很天然嗎？”明天，曲阜明故城正南門仍嵌有清乾隆親書“萬仞宮墻”四個年夜字，寄意孔子思惟胸無點墨。又如，叔孫武叔毀于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成毀也。別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子張》）叔孫武叔詆毀仲尼，子貢說：“不要這樣做。仲尼是詆毀不了的。別人的賢德，比如山丘，是可以超出過往的。仲尼，簡直就是太陽和月亮，是不成以超出的。雖然有人要自絕于太陽和月亮，那對太陽和月亮又有什么迫害呢？只不過是量力而行罷了！”這也難怪叔孫武叔對孔子有這樣的認識，因為叔孫武叔清楚包養甜心網子貢在言語和經商方面的真實情況，可是對孔子缺少周全、深入的懂得。《孔子家語·六本篇》記載，子夏向包養網車馬費孔子問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四人的為人怎樣？孔子說：“顏回在誠信方面比我強，端木賜在機敏聰明方面比我強，仲由在英勇方面比我強，顓孫師在莊重方面比我強。”子夏不解地問道，為什么這四個人都跟師長教師您學習呢？包養ptt孔子說：“顏回誠信卻不克不及靈活地變通，端木賜機敏卻不克不及冤枉本身，仲由英勇卻不知退避，顓孫師莊重卻分歧群。即便同時包養網站兼有這四個人的長處來跟我交換，我也不會批準。這就是他們侍奉我並且忠貞不貳的緣由。”這般來看，難道我們不覺得子貢對孔子的評價更中肯嗎？叔孫武叔不正如子貢說的量力而行嗎？那么，又有誰比孔子更偉年夜、更有聰明呢？魯哀公問政于孔子不也是道理之中嗎？
其次，我們再看一下魯哀公在魯國的處境。魯國從公元前1030年由伯禽開始建國，到公元前249年魯頃公被貶為布衣，歷經了近800年，先后出現35位國君，而哀公是魯國的第26位國君。魯哀公，姬姓，名包養犯法嗎蔣（或作將），謚號“哀公”。我們一聽到“哀公”這個謚號，立馬就會產生一種凄涼、悲痛的感覺。在中國現代社會，謚號就是對皇帝、王后、諸侯國君以及賢能年夜臣等一些社會位置相對較高的人物，在其往世之后依據其生前的所作所為，給出的一個具有評價意義的稱號，用來高度歸納綜合他們的平生。《逸周書·謚法解》篇中說：“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謚是行為的記錄，號是功勞的標志。這是對一個歷史人物平生長短功過的高度歸納綜合和總結。根據謚法，早年孤單又短壽夭折的謚號“哀”，謙恭仁惠而短壽夭折的謚號“哀”。由此可以初步斷定，魯哀公能夠屬于非正常逝世亡，沒有壽終正寢。
魯哀公在位期間，三桓一向把持著公室，魯國政權操縱在三桓手中。如，魯哀公十四年（前481），齊國陳恒殺齊簡公。孔子匆忙朝見魯哀公，勸哀公討齊以正君臣之義。魯哀公不敢做主，讓孔子往向三桓請示匯報。孔子曾評價魯國公室說：“祿之往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年夜夫，四世矣，故夫三桓子孫，微矣。”（《論語·季氏》）所謂“五世”，朱熹《論語集注》認為，“魯自文公薨，令郎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掉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那么，到了魯哀公，可謂是六世，即六位國君了。對內，魯哀公不克不及掌控權柄，時時遭到三桓的擺佈。對外，魯國又要與齊、越、晉、楚等諸侯強國周旋，始終處于劣勢。那么，魯哀公時時處于內憂內亂之中。特別是，魯哀公作為魯國國君，對三桓操縱魯國國政極為不滿，欲以越為后盾驅逐三桓，這就使得哀公與三桓之間的牴觸不斷加劇和激化，乃至出現不共戴天的斗爭。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魯哀公終于自願流亡國外。
關于此事，《左傳》與《史記》記載稍有分歧。《左傳》記載：“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往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往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包養價格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侈”，段玉裁認為：“凡自多以陵人曰侈，此侈之本義也。”三桓長久無視公室，魯哀公患被殺而掉位，欲求諸侯驅逐三桓。三桓患魯哀公自不量力而繆亂，所以魯哀公與三桓的牴觸越來越激化。從《左傳》記載來看，魯哀公為本身逃越，其后不知所終。《史記·魯周公世家》載：“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往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從《史記》記載看，三桓攻公，魯哀公自願流亡，后又歸國，不久即逝世。這在童書業看來，《左傳》多有袒護季氏和三桓，關于此事的記載當以《史記》為準。童氏認為，“左氏不載‘三桓攻公’及哀公復歸逝世于有山氏等事，一若終于越者，此為季氏諱也。公孫有山氏為季氏黨（參哀二十四年傳），受季氏命暗殺哀公，完整能夠。觀上引傳末云：‘國人施公孫有山氏’，茍無弒君之罪，恐不得有此事。哀公謚為‘哀’，不謚‘出’，亦可證其被弒”。這般看，魯哀公未能壽終正寢，則是有謚號“哀”的緣由。
由此推測，魯哀公任魯國國君期間，不情願于做一個政治傀儡，就魯國政治問題屢次請教于孔子。《孔子家語》記載魯哀公問政，是相對比較系統而周全的一次。《中庸》雖也記載了魯哀公問政，且與《家語》的基礎精力相分歧，但沒有《家語》記載得豐富和翔實。
那么，《家語》記載的魯哀公問政，應該是在孔子結束14年的周游列國回魯國后不久。此時的孔子，對政治的認識應該更深入，其思惟應該加倍成熟。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孔子前往魯國，被魯哀公尊奉為“國老”。國老相當于我們現在所說的當局顧問或咨詢，以備魯哀公對一些主要的政治問題進行請教或咨詢。此時的魯哀公已任魯國國君11年，年齡在35歲多一點，無論在人生經驗以及執政實踐上，都積累了必定經驗，有了必定設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時的魯哀公平處在一個風華正茂、想成績一番事業的年齡，有較高的政治熱情和振興公室的設法，企圖改變魯國在諸侯國中的處境，尤其是想從三桓手中奪回本應該屬于他本身的政治權利，所以他會積極主動地向孔子這位有著豐窮人生經驗和充滿政治聰明的國老請教一些做人的事理和管理國家的問題，這不僅是一件很正常的工作，並且完整可以懂得。當然，在探討魯哀公問政之前，我們還應當清楚一下孔子政治思惟的基礎精力，以便更好地掌握哀公問政孔子的內容和實質。
二、孔子“為政以德”思惟的基礎精力
我們了解，孔子是一位偉年夜的思惟家、政治家。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認真總結歷史上積累下來的豐富治國經驗的基礎上，對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有著深入而獨到的認識和懂得，認為年齡時代之所以“禮崩樂壞”是因為維護社會的禮制遭遇了嚴重破壞。換句話說，也就是當時人們尤其是統治者的倫理品德出現了問題。于是，他年夜聲疾呼：“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在他看來，作為一個人假如不修仁德，若何對待禮呢？假如不修仁德，若何對待樂呢？基于此，他提出了“為政以德”的政治哲學思惟，呼吁為政者起首要重視社會品德問題，請求為政者起首要修身并且要發揮出榜樣感化，同時請求統治者要實行德政。
在孔子看來，“正人之德風，君子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為政者的品德像風，老蒼生的品德像草，風吹在草上，草會隨風傾倒，從而帶動整個社會風氣的轉變。也就是說，只需為政者帶頭做好了，老蒼生就會跟著做好。誠如人們常說的“火車跑得快包養網VIP，端賴車頭帶”。這樣，無論是社會風氣，還是整個社會的管理，都會收到一個很是好的後果。假如用孔子的話來表述，就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這就是說，為政者假如憑借本身的品德修養來管理國家，本身就會像北極星一樣處在固定的地位，而眾星都圍繞它。普通意義上說，這句話高度歸納綜合出了孔子政治哲學思惟的宗旨和焦點內容，也可以說這是孔子政治哲學的一個總綱或許是一個包養甜心總方針。恰是基于此，人們習慣上將孔子的政治思惟稱為“德政”。
其實，這個德政是相對于刑罰來說的。因為在孔子看來，德政要比刑罰有更年夜的優越性。對于這一問題，孔子曾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平易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這就是說，用政令來引導平易近眾，用刑法來規范平易近眾，平易近眾往往會因顧忌刑罰而防止犯法，但往往會不顧忌恥辱；用品德來教導平易近眾，用禮義規范平易近眾，平易近眾不僅會有長短之心，並且能所以非標準嚴格請求本身，從而防止犯法。換句話說，人們有了“羞恥之心”，也就有了價值標準和長短觀念，可以主動趨善避惡。很顯然，通過政刑與德禮的比較，可以看到孔子所主張的“為政以德”思惟在治國理政中短期包養具有更強的優越性。其實，孔子之所以提出這一飽含溫情、充滿仁愛的“德政”思惟，來源于他對社會現實的仔細考核和深入思慮。
年齡時期，周皇帝雖有全國之共主的名聲，但掉往了對各諸侯國的把持才能，周皇帝已經名存實亡了；各諸侯國為了保存、發展和強年夜，倚強凌弱、彼此攻伐，社會處于一種混亂和無序狀態。孔子為改變年齡末期“全國無道”“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對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為，予以激烈批評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成忍也？”（《論語·八佾》）面對齊景公的問政，他答覆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因此，孔子倡導“低廉甜頭復禮”，要人們自覺地依照禮的請求約束本身的思惟和行為。
齊景公曾向孔子詢問若何治國，孔子針對齊國君臣父子均掉其道的情況，明確指出君子倫之常是治國最基礎。因為從當時齊國來看，年夜夫陳僖子乞用“年夜斗出，小斗進”收買人心，以蓄謀篡權；齊景公好色，內寵良多，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少子子舍，這樣便出現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情況，正常的倫理規范被破壞。為此，孔子指出，君臣父子要各安其位，各盡其責，各守其德，社會才會有一個正常的次序，國家才幹實現年夜治。齊景公對孔子切中關鍵的答覆給予充足贊許，說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齊景公說：“這話說得真好啊！假設做君的不像君的樣子，做臣的不像臣的樣子，做父親的不像父親的樣子，做兒子的不像兒子的樣子，即便糧食良多，我能吃到嗎？”那么，孔子所說的“德政”要起首處理大好人與人之間的正常倫常關系，從而把人們置于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關系之中，方可解決好國家的管理問題。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著力點是想用倫理品德的方法解決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這就是所謂的倫理政治或品德政治。可是，孔子為什么有這樣的思慮或許論斷呢？因為在孔子看來，在當時家國同構的社會體系中，孝悌是國家社會和諧有序的基石。誠如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孔子的門生有子所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欠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正人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論語·學而》）甚至當有人對孔子說：“你為什么不參與政治時？”孔子答覆道：“《書》云：‘孝乎包養價格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也就是說，把貢獻怙恃、友愛兄弟的風氣影響到為政者，推廣到社會，就是參與政治了。為什么仕進才是參與政治呢？孔子不僅把政治倫理化，並且還將孝悌這一家庭倫理視為政治之最基礎，作為社會穩定的基石，把孝悌倫理視為包養金額社會國家管理主要且不成或缺的組成部門。
三、孔子“為政以德”的內在邏輯
孔子在國家社會管理中是若何執行“為政以德”這一總綱的呢？鑒于《論語》一書是語錄體的情勢，我們還不克不及比較系統地從中掌握出一個邏輯脈絡，可是可以從《孔子家語·哀公問政》篇中獲得很好的懂得和啟迪。應該說，此時的孔子，對社會政治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懂得，其人生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境界，所思慮的政治問題或是提出解決當時政治問題的主張應該更具有針對性、指導性和實踐性。換句話說，孔子的政治思惟包養甜心應該加倍成熟和系統。
（一）修身：為政的最基礎和關鍵
據《孔子家語》記載，魯哀公向孔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性敏政，隧道敏樹。”這就是說，周文王和武王的為政之道，至今還記載在木版和竹簡上。假如有像文王、武王那樣的人存在，那么他們的為政之道就能實施；假如沒有像文王、武王那樣的人存在，那么他們的為包養感情政之道就會被結束。天之道在于使萬物敏捷地生長，人之道在于使政治敏捷地昌明，地之道在于使樹木敏捷地成材。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對文、武的為政之道不僅贊嘆不已，並且還認為是后世所效法的榜樣。因此，孔子直接指出哀公應效法文武之道，并且強調要實行文武之政；否則，文武之政就會結束。從而，得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歷史規律，強調人在政治中的主導感化。同時，又從“道”這一規律性的原則上，加以說明和闡述。孔子指出，天道利于萬物生長，隧道利于樹木成材。換句話說，道對于分歧事物有分歧的感化和價值，規范著事物的分歧走向或發展標的目的。
人性與天道、隧道的感化和價值分歧，人性所指向的是政治。換句話說，人性就是解決、協調人們彼此之間和諧相處的規范原則。所以說：“人性政為年夜。”也就是說，人性重要的就是政治問題。那么，政治是什么呢？“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于得人。”孔子打了一個比喻，把政治比方成蒲葦一樣，蒲葦需求獲得風雨的滋潤和化育，才幹敏捷生長，所以得出為政的關鍵在于獲得人才。在這里，孔子得出為政之道在于獲得賢人的結論，從而確定了人才在為政中的感化和價值。
既然人才這般主要，怎樣才幹獲得人才呢？孔子說：“取人以身，修道以仁。”獲得人才的關鍵在于加強本身的修養，加強本身修養的關鍵在于樹立仁愛之心。“仁者，人也，親親為年夜；義者，宜也，尊賢為年夜。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正人不成以不修身。”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彼此親愛，以愛本身的親人最為主要；義，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處理得當，以尊重賢人最為主要。親愛本身的親人有等差，尊重賢人有差別，那么，禮就在親親、尊尊的等差之中。
禮，是為政的最基礎。所以，正人不克不及不加強本身的品格修養。那么，若何晉陞和加強本身的修養？孔子認為，“思修身，不成以不事親；思事親，不成以不知人；思台灣包養知人，不成包養網VIP以不知天”。在孔子看來，要想加強本身的品格修養，不克不及不貢獻本身的怙恃；要想貢獻本身的怙恃，就不成以不明辨和正確對待別人；要想明辨和正確地對待別人，不克不及不清楚天道。“全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伴侶也。五者，全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全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不學而能，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勝利，一也。”這就是說，全國通行的年夜道有五種，而實行這些年夜道應具備的品格有三個方面。
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婦之道、兄弟之道、伴侶之道，這五種是全國通行的年夜道。聰明、仁愛、英勇，這三個方面是全國共行的美德，而實現這些年夜道與美德的方式只要一種，那就是誠實專一。有人生來就了解這些事理，有人通過學習才了解，有人經過迷惑、摸索才了解。比及了解這些事理，他們又是一樣的了。有人安心腸往實踐這些事理，有人唯利地往實踐，有人勉強地往包養網dcard實踐。比及他們實踐勝利的時候，他們又是一樣的了。
從孔子的答覆，我們看到這樣一個邏輯思緒：
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仁義——禮（政之本）——正人修身——思修身——事親——知人——知天——五達道——三達德——誠（專一）
通過孔子答覆魯哀公問政，我們看出，孔子提出一個“為政在于得人”的焦點觀點，強調人才在政治中的主導感化和價值。正如孔子所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衛靈公雖然治國無道，但沒有敗亡，其重要緣由就是會用人，能用賢能之人。孔子說：“仲叔圉治賓客，祝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論語·憲問》）孔子認為衛靈公任用仲叔圉處理交際事務、招待賓客，祝治理宗廟和祭奠，王孫賈掌管軍事，有了這三位賢人輔佐，是不會敗亡的。
那么，怎樣才幹獲得賢人呢？關鍵在于加強本身的修養，而本身修養的關鍵在于樹立仁愛之心。仁，就是人與人之間彼此親愛，以愛本身的親人最為主要；義，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處理得當，以尊敬賢人最為主要。愛人有等差，尊賢有差別，就有了親親、尊尊的分歧，于是，禮也就在這親親、尊尊的等差之中產生了。換句話說，一個人關于禮的觀念和意識就產生了，那么，他對社會倫理原則和行為規范有了初步認知，甚至可以做到自覺遵照。
因為禮是政治之本，只要讓人們知禮、懂禮、遵禮、包養一個月價錢守禮包養行情，社會才會和諧有序，國家才會安寧團結。否則，社會就會出現無禮、非禮、僭禮的混亂現象，國家之間就會出現倚強凌弱、以年夜欺小的兼并戰爭，從而形成整個社會動蕩不安、戰爭連綿不斷。所以，正人應該加強本身的品德修養。那么，修身是對每一位正人即為政者的最基礎的請求。可見，在孔子看來，為政者的修身是政治的最基礎和關鍵。
（二）誠實（專一）：修身的途徑與境界
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正人。”（《論語·堯曰》）在這里，孔子所說的天命即天道，就是人們與生俱來的、處于社會中的各種人際關系，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伴侶這五種人倫關系。每個人從呱呱墜地開始，就已開始處在這五種關系之中了，在將來的人生途徑上無時無刻必須面對，并且應該盡到所處地位的職責、實包養網單次行相應的義務，按孔子說的就是該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將這五個方面的關系稱為“五達道”，但要實行這五個方面的年夜道應具備智、仁、勇三個方面的品格，即聰明、仁愛、英勇，這三個方面是全國共行的美德，而實行這些達道和達德的方式只要一種，那就是誠實專一。
無論是通過什么方法了解這些事理或許實踐勝利，都需求誠實專一。魯哀公聽到孔子的一番答覆，或許也清楚了此中的一些事理，或許清楚了孔子的一些意圖，于是說“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缺乏以成之也”。魯哀公說：“您講得真好啊！美到極致了！我的確是固陋不克不及做到這些。”魯哀公雖然覺得孔子說得很對、很好，可是故作謙虛地表現本身沒有才能程度做到這些。實際上，他是有些膽怯，覺得本身做不到。于是，孔子解釋說：“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全國國家矣。”也就是說，喜歡學習的人近于有聰明，盡力實現美德的人近于仁愛，理解恥辱的人近于英勇。清楚這三點，就清楚怎樣加強本身的品格修養；清楚怎樣加強本身的品德修養，就清楚怎樣治理別人；清楚怎樣治理別人，就能夠完成全國國家的年夜事了。孔子讓魯哀公從基礎的學習、向善、知恥開始，不斷加強本身修養，進而清楚怎樣治理別人，甚至治理國家。這不單淺顯易懂，並且簡便易行。哀公聽到孔子進一個步驟的解釋，似乎清楚了孔子的意思，也增強了信念。
因此，魯哀公進一個步驟追問孔子說：“政其盡此罷了乎？”孔子曰：“凡為全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年夜臣也，體群臣也，子百姓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年夜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百姓則蒼生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全國畏之。”孔子答覆說：“管理全國國家年夜致有九條常規，即：修養本身，尊重賢人，親愛親人，敬佩年夜臣，體恤群臣，把老蒼生當作本身的兒子一樣對待，召集各種工匠，懷柔邊遠地區的國民，安撫四方諸侯。修養本身，就能樹立好的為人之道；尊重賢人，就不會困惑；親愛親人，就不會招致伯叔、兄弟的仇恨；敬佩年夜臣，就不會迷亂；體恤群臣，就會使士人的回報之禮減輕；愛平易近如子，就會使蒼生加倍勤懇；召集包養站長各種工匠，就會使國家財物器用充分；懷柔邊遠地區的國民，就會使四方蒼生都來歸附；安撫四方諸侯，全國人都會覺得敬畏。”對于哀公追問，孔子從九個方面給予答覆。但這九個方面都是圍繞人這一政治的最基礎問題來說的，但焦點是修身。
修身——尊賢——親親——敬年夜臣——體群臣——子百姓——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
聽到孔子說的九個方面，魯哀公似乎有些發懵。于是問孔子道：“怎樣才幹做到這些工作呢？”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往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年夜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蒼生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克不及，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全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翻譯成現代的話就是，堅持齋戒，儀表整潔，不合適禮儀的工作堅決不干，這是修養本身最好的辦法；摒棄讒言，遠離美色，輕視錢財，重視德性，這是愛崇賢人最好的辦法；對有才能的親人，加官晉爵，賜予他們厚重的俸祿，與他們的好惡堅持分歧，這是對待親人最好的辦法；多為年夜臣設置屬官，足以供他們指使，這是敬佩年夜臣最好的辦法；給忠信的人授予高官厚祿，這是勸勉士人最好的辦法；對適時役使蒼生，減輕賦稅，這是愛平易近眾如後代最好的表現；對工匠日日月月進行省視和考核，使發放的糧米俸祿與他們的任務成績相合適，這是招徠各種工匠最好的辦法；對遠方來客熱情迎送，嘉獎善行，同情弱者，這是安撫邊遠地區蒼生最好的做法；延續已經絕祀的世家，復興已經被廢滅的邦國，平定叛亂，攙扶危局，讓各地諸侯按時朝包養甜心聘，賜予的禮品多，而發出的禮品少，這是安撫各地諸侯最好的辦法。管理國家有九條常規，而奉行的辦法只能是真誠專一。”孔子細致地解釋了管理國家的九條常規或原則，并且強調對每一條都要做到誠實專一，只要這樣才會獲得好的幻想後果。
那么，怎樣才幹做到真誠專一呢？孔子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鄙人位不獲于上，平易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至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之所以體定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也就是說，無論什么工作，事前有所準備就會勝利，否則就會掉敗；講話以前做好準備則講話流暢，幹事以前先準備好就不會覺得困難，行動以前準備好就不會內疚，幹事原則提早準備好就不會有行欠亨的處所。身處下位得不到下屬的信賴，就不成能管理好蒼生。獲取下屬的信賴有必定的方式，不守信于伴侶，就不克不及獲取下屬的信賴包養軟體；守信于伴侶有必定的方式，不孝順怙恃，就不克不及守信于伴侶；孝順怙恃有必定的方式，假如不是本身內心真誠，就不克不及孝順怙恃；使本身內心真誠有必定的方式，假如不克不及彰顯善性，就不克不及使本身內心真誠。真誠，是上天的最高準則；依照誠的請求往做而實現誠，是為人處世的準則。只需內心真誠，不用勉強就能行為公道，不消思考就能領悟體會，一切從容天然符合法則，這是圣人之所以心性平靜的緣由；要做到誠，就要選擇善道而堅持不懈。這在孔子看來，無論做任何工作都需求有後期準備、後期基礎，否則，不會勝利。可是，關鍵還是人，即誠之者。因為“誠”是天之道，即天道的本質是誠，只要人才幹感悟和親身經歷天道，并能實踐天道。那么，只要人選擇善并且堅持不懈，才可向天道無限接近，甚至像圣人一樣按天道行事、達到不逾矩的境界。在這里，孔子同樣有一個思惟邏輯：
凡事豫則立——治平易近——獲于上——信友——順親——誠身——明善——擇善——固執
（三）孝悌：為政的邏輯起點
孔子說到這里，魯哀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魯哀公說：“您對我的教導已經很完備了。請問要做到這些應該從哪里開始做起？”孔子曰：“立愛自包養網單次親始，教平易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平易近順也。教之慈睦，而平易近貴有親；教以敬，而平易近貴用命。平易近既孝于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全國，無所不成。”孔子答覆說：“樹立仁愛的觀念要從親愛本身的親人開始，這是為了教導蒼生和氣；樹立敬愛的觀念從尊重本身的兄長開始，這是為了教導蒼生順從。教導他們慈愛和氣，蒼生就會重視孝養親人；教導他們尊重別人，蒼生就會樂于聽從號令。蒼生既然能夠孝養親人，又能樂于聽從號令，把這種教化方式擴年夜開來管理全國，就不會有什么辦不到的工作。”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克不及果行而獲罪咎。”魯哀公說：“我既然已經聽說這些教導了，現在擔心的是不克不及把您說這一切好的意見和設法很好落實，從而招致罪過和抱怨。”
魯哀公雖然感覺孔子教導他的已經很完備了，可是還不了解從哪里做起，孔子讓他從孝悌開始。因為教人“親親”即貢獻怙恃，可以讓人們樹立仁愛的觀念，有利于教導蒼生之間和氣相處；教人“敬長”即尊重兄長，可以讓人們樹立尊重的觀念，有利于教導蒼生順從領導。蒼生孝養親人，就會和氣相處；蒼生尊重別人，就樂于聽從號令。假如把這種教化方法推廣于全國，就不會有什么辦不到的工作，管理國家也就會瓜熟蒂落。由此來看，孔子告訴哀公這樣一個為政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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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體上看，孔子對哀公的教誨可謂細致進微、深刻淺出。魯哀公應該是領會了孔子關于若何管理好一個國家的基礎思惟和觀點，并且孔子對他指出了從孝悌開始做起。可是，對于魯哀公來說，他還擔心不克不及把這些好的意見和設法很好地落實，從而招致抱怨。假如我們看一下魯哀公在魯國的處境，或許就會懂得他的擔憂，因為他顧及三桓的勢力，懼怕不克不及依照孔子說的往做。
綜觀魯哀公的問政，孔子重要針對魯國的現實政治問題予以答覆。解決計劃的焦點雖然“在于得人”，即選用賢人為政，可是關鍵落在了修身上，指出統治者尤其魯哀公起首要重視修身。對于修身，不僅要知天（五達德）、知人（明辨善惡），並且還應具備智、仁、勇三種美德，特別要做到擇善固執、誠實專一。修身就是“低廉甜頭復禮”，晉陞本身的品德素養，以便在政治實踐中散發出仁愛的思惟光線，做到尊賢、親親、敬年夜臣、體群臣、子百姓、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以便守信于人，進而達到“近者說，遠者來”的幻想後果。可是包養一個月，最為基礎和關鍵的是要從孝悌開始，并把這種孝悌之道推廣于整個社會，從而獲得“眾星共之”的幻想管理後果。很顯然，這既是孔子對其“為政以德”思惟的系統闡釋，也是對其德政思惟實施方式和步驟的具體說明。應該說，這不僅是孔子、儒家德政思惟的充足表達和集中展現，並且是研討孔子政治思惟的第一手資料、最有價值的文獻。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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