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德國, 假如小我濫用基礎權力進犯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基礎次序將招致其損失某些基礎權力的后果。基礎權力損失只限于損失出書不受拘束、講學不受拘束、會議不受拘束、結社不受拘束、通訊、郵政和電信機密和財富權、出亡權這七種基礎權力, 由於它們能夠會被用來進犯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基礎次序。在詳細個案中究竟損失哪一種基礎權力, 由聯邦憲法法院以被請求人將來的風險性和比例準繩而定。基礎權力損失的后果并非不克不及行使相干基礎權力, 而是不克不及有用行使, 即被請求人遭到限制后無法徵引相干的基礎權力維護本身。是以, 基礎權力損失的性質被視為一種對基礎權力的內涵限制, 即濫用基礎權力者將得不到基礎權力的維護。基礎權力損失的實際基本在于防衛性平易近主, 即避免仇視憲法的小我應用平易近主軌制顛覆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基礎次序。防衛性平易近主是基于對魏瑪憲法采取的價值絕對主義的一種反思, 它以為, 平易近主是遭到價值束縛的, 平易近主不克不及被用來顛覆社會的基本價值, 不然就等于是平易近主的他殺。
要害詞: 基礎權力損失 基礎權力濫用 防衛性平易近主 憲法仇敵
德國《基礎法》第18條規則, 但凡濫用表達不受拘束, 尤其是出書不受拘束以及濫用講學不受拘束、會議不受拘束、結社不受拘束、通訊、郵政和電信機密、財富權和出亡權來進犯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基礎次序的人, 將損失包養 這些基礎權力。傳統上以為, 基礎權力損失是基礎權力濫用的后果。[1]這被稱為基礎權力損失與基礎權力濫用的共生景象。我國粹者對于基礎權力濫用有所研討, [2]但對于基礎權力損失的研討則付之闕如, 本文擬補充這一缺掉。同時, 我國《憲法》第34條以及《刑法》第54條規則的褫奪政治權力與德國的基礎權力損失具有必定的類似性, [3]是以, 研討基礎權力損失對于厘清我國褫奪政治權力的法理也有主要的啟示意義。
一、基礎權力損失的名媛。組成要件
(一) 基礎權力濫用
基礎權力濫用是指依照權力內在所不包含的目標和效能往行使權力, 招致一種虛偽的權力行使, 從而表示為一個無權行動, 即并沒有權力應遭到維護。[4]簡言之, 基礎權力濫用就是指權力的行使與其意義相反或許濫用的行動不在基礎權力的維護范圍內。[5]權力濫用最早發生于19世紀的法法律王法公法, 并傳佈到歐洲的良多平易近法典中, 此后公法包含憲法將其引進。[6]是以, 在基礎權力濫用題目上一向存在平易近法實際與憲法實際的爭辯。平易近法實際以為, 濫用與《基礎法》第18條規則的“進犯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基礎次序”是同義的, 由於權力濫用在概念上就是違背效能的權力行使, 從而不外是一種特定的權力行使方法。並且在平易近法上, 權力濫用并非自力的法令軌制, 而是老實信譽準繩的子集。[7]憲法實際以為, 基礎權力濫用是憲法上的自力軌制, 平易近法實際無法說明為什么聯邦憲法法院在決議基礎權力損失上是施展重要感化的。依據該實際, 基礎權力濫用只具有宣示的意義, 由於能否組成濫用要由憲法法院在個案中決議, 除了特定的政治性濫用外不存在普通的基礎權力濫用。基礎權力要想施展整合社會的感化就意味著其內在的事務必需對每小我而言都是可熟悉的和可托賴的, 那種不成文的濫用制止是違反基礎權力的整一起配合用的。[8]
學者施內勒 (Eva Marie Schnelle) 支撐憲法實際, 她以為, 基礎權力在效能上重要是一種針對國度的防御懇求權, 這種防御效能不是受權一種特定的行動方法, 而是免于國度的干涉。是以沒有對的地行使和過錯地行使之分, 也就不存在濫用的能夠。[9]對此, 筆者以為, 施內勒的實際值得商議。假如用基礎權力作為一種針對國度的防御懇求權來否決基礎權力濫用能夠的話, 平易包養 近事權力異樣可以懂得為一種針對其他私家的防御懇求權, 那么, 能否意味著平易近法上的權力濫用也沒有需要存在呢?濫用起首意味著以一種不被答應的方法居心行使權力, [10]濫用這個詞自己只不外是對這種權力行使方法停止了否認性的評價。可是這并不料味著筆者就支撐平易近法實際。平易近法實際的題目在于將基礎權力濫用同等于進犯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基礎次序, 這過火窄化了基礎權力濫用的范圍。只能說, 《基礎法》第18條意義上的濫用是指用特定的基礎權力往進犯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基礎次序, 但憲法學上的基礎權力濫用并不局限于此。只需權力行使的目標與現在授予它的目標分歧就組成濫用。[11]好比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以為, 一個社團假如僅僅把宗教實際作為捏詞, 現實上只是在尋求經濟好處, 并不屬于《基礎法》第4條的宗教崇奉不受拘束維護的對象。[12]再好比以取得贊助或許本國的居留權為目標的假成婚不屬于《基礎法》第6條第1款的婚姻的維護范圍。[13]所以, 基礎權力濫用存在更多的能夠。
(二) 進犯不受拘束平易近主次序
聯邦憲法法院曾在兩次政黨制止案中指出, 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基礎次序是指一個消除了任何虐政和獨裁統治的法治國統治次序, 它樹立在表現了大都人意志的國民自我決議以及不受拘束戰爭等的基本上。[14]這種次序的基本準繩至多包含:對基礎人權的尊敬, 尤其是基于性命和不受拘束成長的人格權、國民主權、權利分立、義務當局、依法行政、司法自力、多黨制以及維護否決黨的合憲權力和政黨機遇同等。[15]有疑問的是, 聯邦國、共和國、社會國準繩能否屬于這里的基本準繩?大都學者以為, 它們并不具有東方平易近主不成廢棄的普適性, 更多屬于特定國度的構造性準繩, 好比法國不履行聯邦制而履行單一制, 西班牙、挪威、瑞典、丹麥和英國不履行共包養網 和制而履行君主制, 至于社會國準繩在美國憲法中也并非決議性的條目。[16]
所謂進犯, 分歧于純真的對憲法的批駁, 由於不受拘束平易近主次序是可以容忍批駁的。它處置的不是一個關于最好政治看法的論爭, 也不是在平易近主游戲規定下的氣力比擬, 而是對該游戲規定的顛覆。[17]即連續地、旨在傷害損失或打消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基礎次序的進犯, 并且選擇了恰當的、有助于完成目的的打算周到的手腕。[18]這種進犯不以身材上的暴力為條件, 純潔精力上的進犯也可以, 即對居平易近停止精力上的影響并旨在否定不受拘束立憲國度。[19]假如只是以為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基礎次序是過錯的或許心坎里不認同, 并不屬于進犯。[20]這就請求進犯行動必需是積極的作為, 不作為是不合適組成要件的。[21]
(三) 基于將來的風險性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還為基礎權力損失添加了一個不成文的要件, 即將來的風險性。[22]《基礎法》第18條的目標在于抵御個體的憲法仇敵的行動形成的風險。[23]這一抵御風險的效能不只明白了該規則的預防性, 並且也說明了該風險將來必需存在。這種進犯行動給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基礎次序形成的風險必需是詳細的, 不克不及是抽象的。即假如該行動持續不受障礙地存在, 那么受維護的法益就要受損。[24]
二、基礎權力損失的法式
(一) 損失哪些基礎權力?
1.能不克不及損失《基礎包養網 法》第18條羅列以外的基礎權力?
依據通說, 基礎權力損失只能損失《基礎法》第18條所羅列的權力, 該羅列是封鎖的, 不克不及經由過程類推而擴展。那么, 為什么要損失這些權力?緣由在于, 這些權力中, 看法表達不受拘束, 尤其是出書不受拘束具有影響和構成政治意志的能夠性。會議不受拘束和結社不受拘束固然不屬于來往不受拘束, 但其依然辦事于所有人全體看法的構成和表達。同時, 講學不受拘束也具有政治煽動的性質。比擬難回類的是通訊、郵政和電信機密、財富權和出亡權。通訊、郵政和電信機密屬于私家生涯範疇的維護, 財富權和出亡權顯然不具有政治介入性。之所以包養網 將它們歸入基礎權力損失的范疇, 重要是由於維護通訊、郵政和電信機密會使得對政治報道的監視變得掉效, 對包養財富的維護將招致對憲法仇敵的贊助變得不難, [25]而出亡權將使得本國人應用來往基礎權煽動進犯憲法變為能夠。[26]可是也有學者以個人工作編纂損失談吐不受拘束終極會招致損失個人工作不受拘束為例, 否決損失的基礎權力僅限于《基礎法》第18條 (個人工作不受拘束并未被歸入該條) 。[27]別的, 從明天的情形來看, 原教旨主義者應用宗教崇奉不受拘束來進犯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基礎次序的要挾也是實際存在的, 而宗教崇奉不受拘束也未被歸入《基礎法》第18條。對于前者, 施內勒以為, 基礎權力同時損失只產生在基礎權力的維護范圍產生穿插的情況, 這是一種基于基礎權力競合而產生的附隨效應, [28]這與濫用個人工作不受拘束自己招致個人工作不受拘束損失并不雷同。對于后者, 筆者以為, 宗教崇奉不受拘束重要是一種內涵的精力不受拘束, 即便遭到濫用, 若何褫奪呢?所以, 褫奪的只能是宗教崇奉不受拘束的內在表示行動, 好比頒發宗教談吐和舉辦宗教會議, 但此時依然落進了《基礎法》第18條的范圍之內。
需求留意的是, 依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39條第2款, 當事人現實損失的并不限于《基礎法》第18條的基礎權力, 聯邦憲法法院還可以褫奪當事人在損失基礎權力時代內的選舉權 (第38條第2款前半句) 、被選舉權 (第38條第2款后半句) 和擔負公職的標準 (第33條第3款) 。[29]這一規則看似與通說相違反, 但現實上, 這些權力并不列于《基礎法》第1-19條的基礎權力部門, 而是作為相似于基礎權力的權力存在。當然也有學者以為, 這是合適基礎權力損失的目標的, 既然基礎權力損失重要是將濫用基礎權力者消除在政治舞臺之外, 那么, 褫奪其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擔負公職的標準就是損失政治面向的附隨成果。[30]
別的, 德國《刑法典》第70條規則, 因濫用其個人工作或行業實行的守法行動, 或嚴重違背有關任務實行的守法行動而被判處科罰, 或因證明無義務才能或不克不及消除無義務才能而未被判處科罰的, 對行動人和其行動停止綜合評價后, 以為其持續從事某一個人工作或個人工作部分的營業, 行業或行業部分的營業, 仍有產生上述嚴重守法行動風險的, 法院可制止該人在1年以上5年以下的刻日從事個人工作、個人工作部分的營業, 行業或行業部分的營業。如以為個人工作制止的法定最高刻日仍缺乏以避免行動所形成的風險的, 可永遠制止其行使職權。該條所規則的個人工作制止能否擴展了基礎權力損失的范圍?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以為刑法的規則只是彌補了《基礎法》第18條, 并不存在競合關系。[31]對此, 筆者以為, 從《刑法典》第70條的表述來看, 顯然與基礎權力損失的立意分歧。濫用個人工作不受拘束的條件是守法, 這與濫用基礎權力進犯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基礎次序分歧, 前者缺少政治性。所以, 不克不及以為《刑法典》第70條擴展了基礎權力損失的范圍。
2.損失《基礎法》第18條所羅列的哪個基礎權力?
即便只能損失《基礎法》第18條所羅列的權力, 但由於該條羅列的權力有多個, 這就發生了一個題目, 即當事人損失的究竟只是其濫用的阿誰基礎權力仍是損失《基礎法》第18條所羅列的一切基礎權力。統一性實際支撐前者, 以為濫用一個基礎權力并不主動招致其他的基礎權力損失, 好比濫用談吐不受拘束不克不及招致結社不受拘束損失。[32]緣由在于損失是最后才幹選擇的手腕。[33]同時, 從有用的憲法維護的角度, 損失決議必需與對被請求人的風險性的診斷相順應。可是, 內涵損失延長實際 (interne Verwirkungsextension) 以為, 統一性實際是沒有用果的, 由於當事人還保存了停止政治運動的能夠性。[34]異樣從有用和無破綻憲法維護的角度, 究竟損失哪些權力要依據被請求人的全體人格, 即將來有能夠濫用哪些基礎權力來判定, 不然就會招致堵住了一條路, 但開放了其他的路。學者蒂爾 (Markus Thiel) 以出亡權為例, 闡明難平易近假如濫用談吐不受拘束也會招致出亡權的損失, [35]但是也有學者否決說, 此時難平易近現實上也濫用了出亡權。[36]實行中, 能否損失其他可以損失的基礎權力, 聯邦憲法法院重要依請求人的請求而定, 同時也要斟酌被請求人將來的風險性———即被請求人能否依然有可應用的手腕持續進犯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基礎次序———和比例準繩———即褫奪哪一個基礎權力對于維護基礎次序是恰當的。由此, 《基礎法》第18條所羅列的任何一個基礎權力都有損失的能夠。[37]
(二) 損失的后果
依據《基礎法》第18條制訂現在的不雅點, 所謂損失就是指當事人不克不及再主意其基礎權力遭到侵略。[38]是以, 基礎權力損失并非所有的損失, 而僅僅是不克不及再徵引損失的基礎權力。這背后的來由就是, 褫奪先于國度的、樹立在天然法包養網 基本上的基礎權力是違背《基礎法》第1條第2款的 (人權的不成褫奪性) , 同時, 所有的損失也將違背《基礎法》第19條第2款規則的實質內在保證。[39]當然, 損失的只是基礎權力的客觀權力面向, 其客不雅法面向依然保存, 好比基礎權力的軌制面向、作為客不雅價值次序的效能、對平易近法說明的影響以及組織和法式效能、國度的維護任務。[40]由於基礎權力的客不雅法面向并不回屬于小我, 不會像客觀權力那樣經由過程小我的不受拘束運動來行使, 當然也就不成能被濫用。[41]
今朝的主流不雅點以為, 基礎權力損失意味著包養 當事人的政治行動不再受損失的基礎權力的維護。也就是說, 基礎權力損失不是說當事人不克不及行使該權力, 而是說不克不及有用地行使該權力。即基礎權力所具有的針對國度機關的防御懇求不再能夠。對于立法者來說, 損失意味著可以對其停止限制。對于行政機關來說, 它不需求進一個步驟的法令受權就可以干涉。對于司法機關來說, 當事人在訴訟中不得再徵引相干基礎權力, 從而使得訴訟將由於缺少權力被侵略的訴由不被答應。[42]
(三) 損失的實行
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36條, 基礎權力損失的請求需由聯邦眾議院、聯邦當局、各州當局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能否提起請求取決于上述機關的政治裁量。有疑問的是, 假如上述機關確信或人有濫用基礎權力的行動, 究竟是有權提起請求仍是有任務提起請求?假如類比政黨制止的法理, 基礎權力損失具有終極性, 即這種請求任務只要在沒有其他能夠性存在的情形下才幹應用, 從而保證請求人的政治裁量權。[43]同時,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37條還規則了強迫性的事前審查。這一規則重要是為了消除那些顯明不答應或許沒有足夠來由的請求。別的, 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法》第15條第4款, 對被請求人晦氣的裁判, 要以法庭的三分之二以上大都經由過程。這些都使得基礎權力損失的法式變得很是艱苦。
截至今朝, 總共有四個基礎權力損失的請求被提出。1960年7月25日, 聯邦憲法法院第二庭在顛末了8年的審理后, 謝絕了阿登納當局于1952年提出的請求, 請求褫奪社會帝國黨 (SRP) 主席雷默 (Otto Ernst Remer) 的表達不受拘束、會議和結社不受拘束以及選舉權、被選舉權和擔負公職的標準。聯邦憲法法院的來由是, 聯邦當局缺少現實表白被請求人的政治運動是仇視國度的, 是以也就缺少將來的風險性。1969年, 聯邦當局再次針對《德意志國度報》的主編和刊行人弗賴 (Gerhard Frey) 提出請求, 請求宣布其損失表達不受拘束, 尤其是出書不受拘束, 并且要閉幕報社和褫奪弗賴的選舉權、被選舉權以及擔負公職的標準。1974年7月2日, 聯邦憲法法院以為, 沒有證據表白被請求人有仇視國度的政治運動。1992年, 聯邦當局又提出兩個請求, 請求制止德意志國度黨的引導人迪內爾 (Thomas Dienel) 和公民戰線的代表賴策 (Heinz Reisz) 停止進犯本國人、反猶太、否決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基礎次序的宣揚, 制止其在公然場所就政治題目頒發談吐以及組織和介入政治性的會議。在顛末了7年的審理后, 聯邦憲法法院以為, 當局的來由是不成信的, 是以被請求人的要挾是無限的。[44]與政黨制止的五起請求中勝利了兩起比擬, [45]基礎權力損失請求的所有的掉敗讓人發生了該軌制能否有效的疑問。對此, 學者施內勒以為, 在明天這個媒體統治的時期, 大眾的核心越來越多地針對小我, 尤其是那些具有克里斯瑪氣質的人身上, 相反政黨則是由絕對匿名的人構成的, 是以, 基礎權力損失并未掉往主要性。[46]同時, 不容置疑的是, 基礎權力損失作為一種預防性的憲法維護軌制, 就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 更多是象征和提示意義。[47]
三、基礎權力損失的性質
起首, 制止權力濫用被視為權力的內涵界線, 這是自1934年以來平易近法學者西伯特 (Wolfgang Siebert) 確立的通說。西伯特以為, 濫用制止是權力的固有界線, 一切的權力濫用都是一種虛偽的權力行使。[48]對于基礎權力來說, 所謂內涵限制是指基礎權力維護范圍的界線, 濫用基礎權力的行動自始就不包括在基礎權力的維護范圍之中。[49]
其次, 基礎權力的內涵限制是處理一種行動受不受基礎權力維護的題目, 基礎權力的內在限制是處理國度可否障礙一種應受基礎權力維護的行動的題目。好比《基礎法》第8條第1款規則, 一切德國人均享有不攜帶兵器停止戰爭會議的權力, 會議無需報備或允許。據此, “戰爭、不攜帶兵器”組成會議不受拘束的內涵限制, 假如差人逮捕一個攜帶兵器餐與加入會議的人并不組成對其會議不受拘束的干涉, 由於該人不克不及主意攜帶兵器餐與加入會議為本身的會議不受拘束。同時, 德國《會議游行法》第14條第1款規則, 有興趣舉辦露天公共會議或游行者, 至遲應于佈告前48小時, 向主管機關陳述會議游行的內在的事務。該條就組成對會議不受拘束的內在限制, 由於露天公共會議受會議不受拘束的維護, 可是立律例定會議48小時之前報備則對會議不受拘束組成了額定的累贅。基礎權力的內涵限制與內在限制的區分重要表現在能否有國度行動參與上。內涵限制往往直接來自于憲法, 不需求進一個步驟的國度行動, 例如法令、行政行動、司法判決。而內在限制之所以凡是與基礎權力干涉相聯絡接觸, 就在于這種干涉并非後天天然構成的, 而是后天報酬的成果。也就是說, 干涉是一種“外力”參與基礎權力維護范圍的成果。這種外力就是國度公權利, 依據國度公權利的類型, 可以將基礎權力干涉分為立法干涉 (法令保存) 、行政干涉、司法干涉。基礎權力損失是基礎權力主體濫用其權力的成果, 并非公權利參與的成果, 是以屬于內涵限制。[50]
再次, 基礎權力的內涵限制可以分為成文的內涵限制和不成文的內涵限制, 成文的內涵限制有時被稱為憲法直接限制 (verfassungsunmittelbaren Schranken) 。[51]最典範的就是《基礎法》第8條第1款規則的戰爭不攜帶兵器的會議。當然也有把《基礎法》第5條第1款第1句中以凡是可答應的道路來清楚信息的權力中的“凡是可答應的道路”、以落第9條第2款中對結社的制止視為憲法直接限制的。[52]從字面寄義來看, 憲法直接限制就是指直接由憲律例定的對基礎權力的限制。但實在, 憲法直接限制的內在在德國存在很年夜的爭議。關于憲法直接限制與法令保存的關系, 存在兩種不雅點。第一種不雅點以為憲法直接限制是絕對于憲法直接限制而言的, 憲法直接限制 (verfassungsmittelbare Schranken) 是針對純真法令保存的基礎權力和加大力度法令保存的基礎權力的, [53]而憲法直接限制是針對無法令保存的基礎權力的。[54]由於無論是純真法令保存仍是加大力度法令保存都是憲法受權法令往限制基礎權力, 只要無法令保存的基礎權力才是憲法來直接限制該權力一大早，她帶著五顏六色的衣服和禮物來到門口，坐上裴奕親自開下山的車，緩緩向京城走去。。第二種不雅點以為, 憲法直接限制是針對加大力度法令保存的基礎權力的, 由於加大力度法令保存是指憲法不只請求經由過程法令或許基于法令供給的來由對基礎權力停止干涉, 並且還請求該法令與特定的狀況———基于特定的目標或許應用特定的手腕———相聯絡接觸。[55]即憲法對法令保存提出了請求。
可是, 筆者以為, 上述兩種不雅點都有題目。對于第一種不雅點, 不論是有法令保存的基礎權力仍是無法令保存的基礎權力, 對它們的限制都是采取內在限制的方法。只不外德國粹者常常將針對無法令保存的基礎權力的限制稱為憲法固無限制, 即對于某些基礎權力, 重要是觸及心坎和精力方面的基礎權力, 憲法并不答應立法者“自創來由”往限制, 而只能基于憲法上規則的其他基礎權力和具有憲法位階的法益包養 往停止限制。由于憲法固無限制需求公權利的參與, 重要是經由過程法院在無法令保存的基礎權力與其他的基礎權力或許憲法法益之間停止權衡, 對其的限制不會主動停止, 這與《基礎法》第8條中的“戰爭不攜帶兵器”主動成為“會議不受拘束”的限制分歧, [56]故憲法固無限制仍屬于內在限制。所以, 假如把對無法令保存的基礎權力的限制即憲法固無限制視為憲法直接限制, 將招致憲法直接限制與憲法直接限制之間掉往界線。由於既然憲法直接限制是憲法受權法令限制之義, 而憲法固無限制也并非不答應法令往限制, 只是說不答應立法者“自創來由”地往限制。這般, 憲法直接限制和憲法固無限制都是答應法令往限制基礎權力的, 區分直接與直接的意義就不年夜了。對于第二種不雅點, 加大力度法令保存中, 憲法只是對法令保存中的法令提出了一些比擬純真法令保存“更多”的請求, 但詳細的干涉辦法依然要由法令來規則, 并不是說單憑憲法就能完成對該基礎權力的限制, 不然“加大力度的法令保存”中的法令保存就掉往意義了。所以, 憲法直接限制并非情勢上由憲法來規則基礎權力限制的某個要件, 而是憲法零丁 (不需求借助于立法者或許其他公權利機關) 就能完成對基礎權力的限制, 這般來看, 只要針對基礎權力的內涵限制才幹合適憲法直接限制的轉義。
綜上所述, 筆者以為, 基礎權力損失是當事人濫用基礎權力招致其行動不受基礎權力的維護, 所以性質上屬于基礎權力的內涵限制。同時, 基礎權力損失是《基礎法》第18條明白規則的, 又屬于憲法直接限制。也就是說, 基礎權力損失的性質既可以說是內涵限制, 也可以說是憲法直接限制, 兩者在實質上是雷同的。
四、基礎權力損失的實際基本
(一) 防衛性平易近主
在德國, 基礎權力損失屬于一種憲法維護規則。[57]除此之外, 憲法維護規則還包含:《基礎法》第9條第2款的結社制止、第21條第2款的政黨制止、第5條第3款第2句的講學憲法虔誠、第10條第2款和第11條第2款的出于憲法維護目標對通訊、郵政、電信機密和遷移不受拘束的特殊限制、第20條第4款的抵禦權、第87a條第4款和第91條的在國際緊迫狀況中應用差人、邊防軍和武裝氣力、第98條第2款的避免聯邦法官違背憲法, 特殊是第79條第3款的憲法不成修正條目。由此構成了一個抵抗一切能夠給國度帶來風險的政治氣力, 包含當局和行政機構、個體國民、國民集團、社團、政黨、法官和立法者的憲法維護軌制。在此軌制中, 基礎權力損失重要是針對作為憲法仇敵 (Verfassungsfeind) 的小我。[58]
基礎權力損失反應了德國制憲者對魏瑪憲法和價值絕對主義的平易近主的反思。所謂價值絕對主義, 依據拉德布魯赫的不雅點, 就是只需國度中的大都人批准, 任何不雅點都可以主導國度。即只依照支撐者的人數而非政治不雅點的內在的事務來決議國度的主導思惟, 由於沒有哪一種政治不雅點是可以被證明的、也沒有哪一種不雅點是可以被證偽的。[59]價值絕對主義在魏瑪憲法中的最凸起表示就是魏瑪憲法第76條, 它規則, 憲法可以經由過程法令予以修正, 并且只需三分之二以上的國會議員列席、三分之二以上的列席者批准就可以做出修正。這種“任何內在的事務都可以無差異修正的法式”會招致任何價值都不具有最基礎性的意義。對此, 施米特就批駁說, “國會不包養網 成能經由過程三分之二的大都決定就將魏瑪共和國釀成了盡對君主制或許蘇維埃式的共和制”, 這種對總體政治定奪的修正只能由制憲者行使制憲權來停止, 而不成能由國會如許一個憲法之下的機關來行使。[60]價值絕對主義的迫害還在于, 平易近主的仇敵被賜與了與平易近主的跟隨者一樣的不受拘束, 針對憲法的仇敵, 魏瑪憲法缺少恰當的、法令上明白的手腕來抵御。這促進了戰斗性平易近主 (militanten Demokratie、streitbare Demokratie) 或防衛性平易近主 (wehrhafte Demokratie) 軌制的發生。[61]所謂防衛性平易近主, 即憲法所規則的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基礎次序是一種遭到價值束縛的次序, 是以, 憲法要供給必定的手腕往避免不受拘束平易近主次序的否決者撲滅這種次序。[62]
防衛性平易近主的思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 亞里士多德就曾指出, 平易近主固然是一種經典的統治情勢, 可是有退步為民眾虐政的風險。[63]就德國而言, 基于對魏瑪憲法“憲法維護”的缺乏以及納粹廢止和撤消平易近主軌制的反思, 1937年, 德裔美籍憲法學者羅文斯坦 (Karl Loewenstein) 在《美國政治迷信評論》上頒發了一篇針對歐洲法西斯主義的剖析性文章———《戰斗性平易近主和基礎權力》。[64]他以為, 法西斯主義不是一個孤立的景象, 而是一種廣泛的活動, 由於良多平易近主體系體例中的基礎不受拘束遭到濫用, 從而使得平易近主產生轉向和撲滅。對平易近主張識形狀的完整信任發生了一種平易近主原教旨主義, 使得平易近主的仇敵應用平易近主的機制, 就像特洛伊木馬一樣, 往顛覆平易近主。對羅文斯坦來說, 由于缺少晚期對推翻分子的防范機制, 才招致了希特勒的上臺。是以, 平易近主的浪漫主義是自我牴觸的, 平易近主必需經由過程政治和立法來捍衛。[65]羅文斯坦將歐洲一些國度的反法西斯主義立法稱之為戰斗性平易近主, 其應用的方法包含刑法、對反平易近主的談吐、結社、會議不受拘束的限制、對仇視憲法的政黨的制止、對甲士、平易近兵直到公事員的標準限制、國籍的損失等等。[66]1943年, 社會學家曼海姆 (Karl Mannheim) 也頒發了一篇名為《對我們時期的診斷》的文章。他指出, 技巧成長使得古代社會更不難被多數人統治, 是以平易近重要想存續上去就必需成為戰斗性的平易近主。他明白否決不受拘束聽任主義, 以為其曲解了寬容。寬容或許所謂客不雅性并不料味著我們就要廢棄本身信任的工具或許說不談性命的最終價值和目的。寬容的寄義是每小我都應該有公正的機遇往展示本身, 而不是說人們不克不及信任本身的判定。他也為戰斗性平易近主辯解, 由於有人猜忌其會走向專制。曼海姆以為兩者間存在最基礎的差別, 專制的目的是強加給國民一整套價值和給社會組織穿上“緊身衣”, 而戰斗性平易近主的目標是保護社會成長經過歷程中構成的共鳴性權力以及那些基礎的價值, 好比友好、合作、正直、包養 社會公理、不受拘束、對人的尊敬等等, 它們是社會次序戰爭運轉的基本。戰斗性平易近主就是要成長一種新的看待價值的立場, 它分歧于不受拘束聽任社會的價值絕對主義, 它激勵人們往保持被每小我都認可的基礎價值。[67]羅文斯坦和曼海姆的不雅點對1949年德國基礎法采納防衛性平易近主發生了主要影響。在基姆湖憲法草案中對第18條的闡明就是:無須置疑, 任何平易近主都要警惕他殺的風險。[68]這意味著基礎法離別了魏瑪時期的價值絕對主義, 即憲法并非對每一種政治不雅點都堅持中立。基礎法構建了一種遭到價值束縛的平易近主, 即所謂的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基礎次序。
在基礎法下, 防衛性平易近主是被作為一個憲法準繩來懂得。[69]它的目標就是不克不及給仇視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基礎次序的人經由過程平易近主機制崩潰平易近主的機遇。[70]它的來由重要基于兩點: (1) 廢棄價值絕對主義, 要在寬容一切的政治不雅點包養網 和保護神圣不成侵略的基礎價值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71](2) 區分平易近主的理念和平易近主的方式, 大都決只是平易近主的方式, 平易近主的理念是自我決議。大都決不等于平易近主, 也不克不及要挾到小我的自我決議。防衛性平易近主不是在維護大都決, 而是在維護自我決議。一切要挾到小我不受拘束作出決議的原因都將成為防衛的對象。是以, 防衛性平易近主不是要否認或修改平易近主, 它就是平易近主準繩的構成部門。
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中也屢次提到了防衛性平易近主。好比, 在1956年的德國共產黨 (KPD) 判決中, 聯邦憲法法院初次提出要經由過程基礎法來樹立和維護我們本身的價值系統, 從而限制敵手的政治運動不受拘束是需要的。[72]1970年, 在一路陸軍軍官與所屬政黨議論停止議會外抗議的目的和舉動的案件中, 聯邦憲法法院以為, 防衛性平易近主的準繩也實用于部隊外部次序, 支撐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基礎次序是兵士的一項基礎任務, 是以與談吐不受拘束停止衡量時必需斟酌憲法政策的基礎決議, 以此來斷定衡量的成果。[73]在1975年的極端分子裁定中, 聯邦憲法法院將積極支撐憲法次序作為公事員和法官的任務, 憲法中有關防衛性平易近主的基礎決議消除那些否認和進犯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法治國和社會國次序的公職請求者和擔負公職者, 由於這組成對他們職位的內涵束縛。[74]
今朝, 關于防衛性平易近主的批駁重要在于, 有學者指出, 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基礎次序恰好是樹立在多元談吐必需遭到維護的基本上的, 它要免于國度的干涉, 特殊是免于由國度來判定哪一種談吐是可以接收的。[75]同時, 經由過程限制不受拘束來維護不受拘束是一個悖論, 是平易近主的窘境, 甚至是一個最基礎無解的牴觸。[76]對于這些煩惱的答覆是, 起首, 防衛性平易近主防衛的不是批駁看法, 不是禁止平易近主的會商, 對憲法機關的詳細決議有批評性設法或許停止需要的批駁不在制止之列。防衛性平易近主針對的是旨在覆滅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基礎次序的積極舉動。其次, 防衛性平易近主只是一個準繩, 即它只在一個抽象層面存在, 需求在個案中停止詳細化。它無法孤立實用, 更不克不及被曲解為是廣泛地、歸納綜合地受權對國民的法令位置停止干涉, 可否干涉還要接收比例準繩的更嚴厲審閱。[77]
(二) 憲法仇敵的認定與看待
在教義學上, 防衛性平易近主有兩個要害題目要處理:一是若何認定憲法仇敵, 二是若何看待憲法仇敵。
關于仇敵的認定, 人們起首會想到是施米特的有名結論:政治就是區分敵友。可是, 需求留意的是, 施米特所說的仇敵是指公敵, 而非私敵。[78]公敵是指國度間的仇敵, 由於施米特的政治概念是與國度相聯絡接觸的, 區分敵友這一政治定奪同時也是主權定奪, 所以擁有主權的政治同一體的國度才是敵友之分的定奪者。[79]“國度區分敵友就為國度針對本身的仇敵停止對外戰鬥供給了實際的能夠性, 國度間戰鬥以及國度的公敵在實質上完整分歧于階層斗爭和階層仇敵, 也分歧于種族斗爭和種族仇敵, 更不消說什么文明的沖突 (由於不存在文明的仇敵) 。”[80]對此, 施米特派的門人伯肯弗爾德 (Ernst-Wolfgang B9ckenf9rde) 也指出, 對施米特的政治概念常常的一個曲解就是將此中的仇敵懂得為國際仇敵。[81]他以為這不合適施米特的本意。為什么呢?由於既然施米特以為國度是國民的政治同一體, 那么這就意味著國度是一個內涵戰爭的同一體。國際的家數、抗衡、沖突都是在敵友的層面之下的, 也就是說, 一切的國際關系都是以國民的絕對同質性、連合和氣為基本的, 由此才幹將其整合在一路。正如施米特所說, 國際政治與國際政治分歧, 在政治上是主要的。[82]它在古典意義上是公共政策, 關懷的是若何構建配合體內的傑出次序, 它不成能超出或許顛覆戰爭的框架以及外部的整合。是以, 要想完成國度作為政治同一體就必需在戰爭的次序框架下并終極經由過程公然的會商和正式的法式來處理國際的抗衡、嚴重和沖突。[83]假如將外部的爭端上升為敵友之分, 那我們必需得說這個國度曾經決裂為兩個國度了。[84]是以, 施米特的敵友之分現實上并不實用于防衛性平易近主下的憲法仇敵簡直定。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將憲法仇敵界說多年前，他聽過一句話，叫梨花帶雨。他聽說它描述了一個女人哭泣時的優美姿勢。他怎麼也想不到，因為他見過哭泣的女人為不克不及訴諸憲法維護的不受拘束, 并且要挾、傷害損失或許損壞憲法次序或許國度存在的人。[85]盡管不受拘束的仇敵不克不及無前提地享有不受拘束, 可是對其不受拘束的限制依然要在法令框架內經由過程行政或許司法的法式來停止。由於憲法仇敵在享有基礎權力上與其他國民在法令上是同等的, 即便他的客觀權力遭到了限制, 他依然可以請求這種限制必需合適法令, 從而防止國民戰鬥的迸發。[86]同時, 德國粹者以為, 宣佈為憲法仇敵并不料味著科罪, 也不是要對憲法仇敵停止撲滅, 而只是防御他們、禁止他們。[87]用聯邦憲法法院的話來說, 對于憲法仇敵, 僅僅是往政治化 (entpolitisiert) , 而非包養 往國民化包養網 (entbürgerlicht) 。[88]
五、結語
好像我國的褫奪政治權力起首規則于《憲法》第34條一樣, 德國的基礎權力損失也是一項憲法上的軌制, 并且是由聯邦憲法法院來停止判決、實用憲法審訊的法式。這里不實用科罰法式的緣由在于基礎權力損失更多是事前的預防, 而非事后的制裁。[89]科罰的目標是制裁曩昔的犯警行動, 而基礎權力損失是著眼于將來的風險性。[90]同時, 基礎權力損失也分歧于差人法和次序法上的預防辦法, 上述辦法是針對一個詳細的事務, 而基礎權力損失是基于行動人的人格來判定。同時, 兩者在法令后果上也是分歧的, 差人法是避免和制止某個行動的作出, 而基礎權力損失是讓基礎權力主體損失政治運動的才能;[91]差人法的目標是維護公共平安和次序, 而基礎權力損失是對不受拘束平易近主基礎次序停止特別維護。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基礎權力損失上的謹嚴立場反應了基礎權力損失固然針對憲法仇敵, 但這種憲法仇敵與國度間的仇敵分歧, 依然屬于一國之內國民之間的“外部牴觸”, 這從基礎權力損失只是臨時性的“損失”部門基礎權力就可見一斑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39條規則, 基礎權力損失的刻日至多在1年以上, 詳細由聯邦憲法法院決議) , 甚至“損失”也不是指不克不及行使, 而是不克不及有用行使, 即當事人遭到限制后無法徵引相干的基礎權力維護本身。同時, 基礎權力損失并未固執于損失政治權力, 誠如前述, 《基礎法》第18條羅列的權力中, 講學不受拘束、通訊、郵政和電信機密以及財富權、出亡權并不帶有顯明的政治性, 之所以褫奪它們只是由於它們能夠會被用來進犯不受拘束平易近主的基礎次序。現實上, 除了參政權外, 沒有哪個基礎權力純本來應該是這樣的，可她的靈魂卻莫名的回到了十四歲那年，回到了她最後悔的時候，給了她重新活過來的機會。會這樣嗎？潔是政治性的。所以, 要害不在于哪些權力是政治權力, 而在于哪些權力具有被濫用來進犯憲法次序的能夠;要害也不在于這些權力可否被褫奪, 而在于若何褫奪。
注釋:
[1]Herbert Bethge, Grundrechtswahrnehmung, Grundrechtsverzicht, Grundrechtsverwickung, in: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X,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1, S.1187.
包養網 [2]高慧銘:《論基礎權力的濫用制止》, 《清華法學》2015年第1期, 第117-129頁;高慧銘:《論基礎權力濫用的認定尺度》, 《比擬法研討》2016年第1期, 第140-148頁。
[3]這種類似性在于, 我國的褫奪政治權力中包括了褫奪當事人的談吐、出書、結社、會議、游行、請願的權力, 這曾經超越了其他國度刑法上的剝奪公權的范圍, 無法簡略用刑法上的剝奪公權來說明, 而更接近于德國的基礎權力損失。其他國度的剝奪公權重要限于褫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擔負公職 (好比公事員、陪審員、查察官、法官等等) 的權力, 即便褫奪其他的權力, 也以平易近事權力為主, 好比營業權、駕駛權、聲譽權等等 (拜見陳興良主編:《刑種通論》 (第二版) , 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 第391-394頁) , 并不觸及談吐、出書、結社、會議等狹義上的表達不受拘束。即便從我國汗青下去看, 今朝的褫奪政治權力也是曩昔的剝奪公權所無法包括的。拜見趙曉耕、王祎茗:《剝奪公權的建立及若干題目探析—以〈中華平易近國暫行新刑律〉和〈年夜理院判決錄〉為中間》, 《中國牢獄學刊》2013年第2期, 第136-139頁。
[4]Walter Schmitt Glaeser, Mi?brauch und Verwirkung von Grundrechten im politischen Meinungskampf:Eine Untersuchungüber die Verfassungsschutzbestimmung des Art.18 GG und ihr Verh?ltnis zum einfachen Recht, insbesondere zum politischen Strafrecht, Verlag Gehlen, Bad Homburg v.d.H., Berlin, Zürich, 1968, S.133.
[5]Herbert Bethge, Grundrechtswahrnehmung, Grundrechtsverzicht, Grundrechtsverwickung, in: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X,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1, S.1210.
[6]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72.
[7]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73.
[8]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包養網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75-76.
[9]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78-79.
[10]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56.
Karl August Bettermann, Grenzen der Grundrechte, Walter de Gruyter&Co., Berlin, 1968, S.11.
[12包養 ]BVerfG E 90, 118.
[13]BVerfG DVBL 2003, S.1260.
[14]BVerfG E 2, 12f.;5, 140;69, 345.
[15]Walter Schmitt Glaeser, Grundrechtsverwirkung, in: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I,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9, S.753.
[16]Horst Dreier, Grenzen demokratischer Freiheit im Verfassungsstaat, JZ 1994, S.749.
[17]Walter Schm包養 itt Glaeser, Grundrechtsverwirkung, in: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I,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包養網 2009, S.760.
[18]Walter Krebs, Art.18, in:Ingo von Münch/Philip Kunig (Hrsg.) , Grundgesetz Kommentar, Band 1, 6.Aufl., C.H.Beck, München, 2012, Rn.9.
[19]Walter Schmitt Glaeser, Mi?brauch und Verwirkung von Grundrechten im politischen Meinungskampf:Eine Untersuchungüber die Verfassungsschutzbestimmung des Art.18 GG un包養 d ihr Verh?ltnis zum einfache包養網 n Recht, insbesondere zum politischen Strafrecht, Verlag Gehlen, Bad Homburg v.d.H., Berlin, Zürich, 1968, S.71.
[20]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53.
[21]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54.
[22]BVerfG E 38, 24;11, 282f.
[23]BVerfG E 25, 60;25, 100;38, 24.
[24]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68-69.
[25]Michael Br包養網enner, Art.18, in:Hermann v.Mangoldt/Friedrich Klein/Christian Starck (Hrsg.) ,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Band 1, Verlag Franz Vahlen, München, 2010, Rn.37.
[26]Walter Krebs, Art.18, in:Ingo von Münch/Philip Kunig (Hrsg.) , Grundgesetz Kommentar, Band 1, 6.Aufl., C.H.Beck, München, 2012, Rn.7.
[27]Hans-Ullrich Gallwas, Der Mi?brauch von Grundrechten, Duncker&Humblot, Berlin, 1967, S.139.
[28]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129-130.
[29]該條還規則, 聯邦憲法法院可以在基礎權力損失時代閉幕法人。學者凡是以為, 這是結社不受拘束損失后的天然成果, 由於結社不受拘束的維護范圍延長至法人的存續和外部組織。拜見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69。
[30]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69.
[31]BGHSt 17, 42.
[32]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60.
[33]Markus Thiel, Die Verwirkung von Grundrechten gem??Art.18 GG, in:ders. (Hrsg.) , Wehrhafte Demokratie:Beitr?geüber die Regelungen zum Schutze der freiheitlichen 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3, S.160.
[34]Hans-Ullrich Gallwas, Der Mi?brauch von Grundrechten, Duncker&Humblot, Berlin, 1967, S.137.
[35]Markus Thiel, Die Verwirkung von Grundrechten gem??Art.18 GG, in:ders. (Hrsg.) , Wehrhafte Demokratie:Beitr?geüber die Regelungen zum Schutze der freiheitlichen 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3, S.160.
[36]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123.
[37]Walter Schmitt Glaeser, Mi?brauch und Verwirkung von Grundrechten im politischen Meinungskampf:Eine Untersuchungüber die Verfassungsschutzbestimmung des Art.18 GG und ihr Verh?ltnis zum einfachen Recht, insbesondere zum politischen Strafrecht, Verlag Gehlen, Bad Homburg v.d.H., Berlin, Zürich, 1968, S.206ff.
[38]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am包養網 p;Humblot, Berlin, 2014, S.141.
[39]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63, 882.
[40]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143.
[41]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144.
[42]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66-967.
[43]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82.
[44]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94.
[45]拜見程邁:《平易近主的鴻溝—德國〈基礎法〉政黨取消條目研討》, 《德國研討》2013年第4期, 第4-24頁。
[46]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91.
[47]Hans-Jürgen Papier/Wolfang Durner, Streitbare Demokratie, A9R 2003, S.350.
[48]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包養網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153.
[49]Michael Brenner, Grundrec包養網 htsschranken und Verwirkung von Grundrechten, D?V 1995, S.63.
[50]BVerfG E 115, 301;117, 137.高慧銘博士之所以將基礎權力濫用制止視為自力于基礎權力限制的實際建構, 能夠與其沒有區分基礎權力的內涵限制與內在限制有關。拜見高慧銘:《論基礎權力的濫用制止》, 《清華法學》2015年第1期, 第123-126頁。
[51]Andreas von Arnauld, Die Freiheitsrechte und ihre Schrank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999, S.114.
[52]Andreas von Arnauld, Die Freiheitsrechte und ihr包養 e Schrank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包養 999, S.114.
[53]Detlef Merten, Immanente Grenzen und verfassungsunmittelbare Schranken, in: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I,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9, S.249.
[54]Georg Hermes, Grundrechtsbeschr?nkun包養 gen auf Grund von Gesetzesvorbehalten, in: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I,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9, S.341-342.
[55]Christian Hillgruber, Grundrechtsschranken, in: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X, 3.Aufl.,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1, S.1042.
[56]也可以簡略地說, 基礎權力內涵限制是自始不受該基礎權力維護之義, 而內在限制是受該基礎權力維護的行動基于其他來由 (好比維護公共好處和其別人的基礎權力) 并且經權衡后停止的妥協。所以, 內在限制比內涵限制更難以鑒定和展開。
[57]這一軌制可以追溯到19世紀晚期的德意志帝國, 最後重要是為了維護君主制的國度情勢, 后來跟著國度情勢的轉變, 就成了維護平易近主的國度情勢。拜見Johannes Lameyer, Streitbare Demokratie:Eine verfassungshermeneutische Untersuchung, Duncker&Humblot, Berlin, 1978, S.17-18。
[58]BVerfG E 25, 60;25, 100;38, 24.
[59]Hans-Jürgen Papier/Wolfang Durner, Streitbare Demokratie, A9R 2003, S.344.
[60][德]施米特著:《憲法學說》, 劉鋒譯, 世紀出書團體、上海國民出書社2005年版, 第30、86頁。
[61]“戰斗性平易近主”和“防衛性平易近主”哪個叫法更好?筆者批准施利斯基 (Utz Schliesky) 傳授的不雅點, 即防衛性平易近主的概念更貼切地反應了這個準繩的意義和目標。由於它不只僅是與平易近主的仇敵戰斗, 而是防范和障礙他們的政治影響。拜見Utz Schliesky, Die wehrhafte Demokratie des Grundgesetzes, in: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XII, 3.Aufl.,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4, S.856。
[62]Utz Schliesky, Die wehrhafte Demokratie des Grundgesetzes, in: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XII, 3.Aufl.,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4, S.853.
[63]Utz Schliesky, Die wehrhafte Demokratie des Grundgesetzes, in: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XII, 3.Aufl.,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4, S.850.
[64]這篇文章被分為兩部門頒發, 拜見Karl Loewenstein, Militant Democracy and Fundamental Rights I, 31 (3)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17-432 (1937) ;Karl Loewenstein, Militant Democracy and Fundamental Rights II, 31 (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8-658 (1937) 。
[65]Eva Marie Schnelle, Freiheitsmissbrauch und Grundrechtsverwirkung:Versuch einer Neubestimmung von Artikel 18 GG, Duncker&Humblot, Berlin, 2014, S.36-37.
[66]Hans-Jürgen Papier/Wolfang Durner, Streitbare Demokratie, A9R 2003, S.346.
[67]Karl Mannheim, Diagnosis of Our Time:Wartime Essays of a Sociologist, Collected Works Volume 3, New York:Routledge, Reprinted 1997, p.7.
[68]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32.
[69]Andreas Sattler, Die rechtliche Bedeutung der Entscheidung für die streitbare Demokratie:untersuch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982, S.38ff.
[70]BVerfG E 113, 81f.
[71]BVerfG E 5, 139.
[72]BVerfG E 5, 138f.
[73]BVerfG E 28, 48f.
[74]BVerfG E 39, 349.
[75]Utz Schliesky, Die wehrhafte Demokratie des Grundgesetzes, in: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of (Hrsg.) , Handbuch des Staa包養 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XII, 3.Aufl., C.F.Müller, Heidelberg, 2014, S.863.
[76]Hans-Jürgen Papier/Wolfang Durner, Streitbare Demokratie, A9R 2003, S.362-363.
[77]Andreas Sattler, Die rechtliche Bedeutung der Entscheidung für die streitbare Demokratie:untersuch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982, S.31ff.
[78][德]施包養 米特著:《政治的概念》 (修訂版) , 劉宗坤、朱雁冰等譯, 上海國民出書社2015年版, 第35頁。
[79]張旭:《施米特論仇敵》, 載許章潤、翟志勇主編:《汗青法學》 (第十一卷) , 法令出書社2016年版, 第144頁。
[80]張旭:《施米特論仇敵》, 載許章潤、翟志勇主編:《汗青法學》 (第十一卷) , 法令出書社2016年版, 第143頁。
[81]Ernst-Wolfgang B9ckenf9rde,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Theory: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Mirjam Künkler and Tine Stein, Volume 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70.
[82]所謂“主要的”, 伯肯弗爾德以為是說國際政治沖突的強度并沒有到達敵友之分的條理, 可是假如不克不及很好地處理, 國際沖突的烈度是有能夠上升為敵友之分的條理的, 當然這也就要挾到一個國度作為政治同一體的存在。所以, 所謂的“主要”是指既有分歧但也有聯絡接觸。Ernst-Wolfgang B9ckenf9rde,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Theory: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Mirjam Künkler and Tine Stein, Volume 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72.
[83]Ernst-Wolfgang B9ckenf9rde,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Theory: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Mirjam Künkler and Tine Stein, Volume 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71.
[84]張旭:《施米特論仇敵》, 載許章潤、翟志勇主編:《汗青法學》 (第十一卷) , 法令出書社2016年版, 第144頁。
[85]BVerfG E 30, 19f.
[86]Hans Hugo Klein, Verfassungstreue吧。” 。” und Schutz der Verfassung, VVDStRL 37 (1979) , S.72.
[87]Beate Rudolf, Verfassungsfeinde im 9ffentliche Dienst, in:Markus Thiel (Hrsg.) , Wehrhafte Demokratie:Beitr?geüber die Regelungen zum Schutze der freiheitlichen 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3, S.209.
[88]Günter Dürig/Hans H.Klein, Art.18包養網 , in:Theodor Maunz/Günter Dürig/Peter Lerche/Matthias Herdegen/Roman Herzog/Hans H.Klein/Peter Lerche/Hans-Jürgen Papier/Albrecht Randelzhofer/E.Schmidt-Assmann/Rupert Scholz, Grundgesetz Kommentar, Band 1, Verlag C.H.Beck, München, 2001, Rn.70.
[89]Hermann Butzer/Marion Clever, Grundrechtsverwirkung nach Art.18 GG:Doch eine Waffe gegen politische Extremisten?, D?V 1994, S.639.
[90]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2,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94, S.980.
[91]Michael Brenner, Art.18, in:Hermann v.Mangoldt/Friedrich Klein/Christian Starck (Hrsg.) ,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Band 1, Verlag Franz Vahlen, München, 2010, Rn.91ff.
作者簡介：王鍇，法學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年夜學法學院傳授。
文章起源：《舉世法令評論》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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