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煥禮 著《唐宋學術思惟轉型研討》出書暨緒言
書名：《唐宋學術思惟轉型研討》
作者：葛煥禮
出書社：中華書局
出書時間：2025年1月
【作者簡介】
葛煥禮，山東沂源人。山東交流年夜學歷史學博士、漢語言文字學博士后，american加州年夜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討所訪問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討所傳授、博士生導師。重要研討領域為宋史、《年齡》學史、學術思惟史。掌管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導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等多項課題，出書專著《尊經重義：唐代中葉至北宋末年的新〈年齡〉學》，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內容簡介】
本書在梳理、評述相關研討結果的基礎上，采用實證研討的交流方式，對唐宋學術思惟轉型領域內後人關注較少或研討缺乏的主要問題，進行專題性的深刻研討。內容包含中唐啖助、趙匡和陸淳的《年齡》學著作考辨及其《年齡》學轉型意義，初唐道教重玄學與程朱理學的思惟關聯，晚唐五代文人小說中的“仙境”與道教“洞天福地”的關系，“宋初三師長教師”胡瑗、孫復、石介以及開新學風的士建中、劉敞等人的生平事跡、學術思惟和學術位置，唐瑜伽教室宋時期的《左傳》學與史書紀事本末體來源的關系。希冀通過系列這樣的專題研討，將來連片成疇，能夠更為逼真地呈現唐1對1教學宋學術思惟轉型的機制和面孔。
【目錄】
緒言
第一章 唐宋學術思惟轉型研討述評
第一節 唐宋思惟文明轉型：國內分歧學科范式下的研討與認知
第二節 范式與問題：american的唐宋思惟轉型研討
第三節 思惟與思惟史——土田健次郎《道學之構成》評介
第二章 啖助、趙匡和陸淳的《年齡》學著作及其《年齡》學轉型意義
第一節 啖助、趙匡和陸淳的《年齡》學著作考辨
第二節 由“舞蹈教室義見微旨”注再論陸淳《年齡微旨》的撰作時間
第三節 啖助、趙匡和陸淳《年齡》學的學術轉型意義
第三章 唐宋道教與儒學：思惟文明關聯
第一節 論李榮思惟與程朱理學的關聯
第二節 晚唐五代小說中的“仙境”：文士與羽士構建之比較
第四章 宋初的儒士與儒學：學術思惟新聲
第一節 孫復生平事跡及著作考辨
第二節 士建中生平及思惟考述
第三節 石介儒學思惟析論
第四節 論劉敞在北宋的學術位置
第五章 唐宋時期的經史關系：《左傳》學與紀事本末體
第一節 紀事本末體創始說辨正
第二節《左傳》學與紀事本末體之源起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緒言】
作為中國思惟史上“最有衝破性的轉型”之一，唐宋之際的學術思惟轉型問題歷來遭到學者重視，是一個主要但研討難度很年夜的課題。說它主要，是因為狹義看來，它其實是漢唐儒家經學向宋代新儒學轉型的問題——這已經是儒學史領域一個非常主要的研討課題；若寬會議室出租泛來看，除儒學轉型外，它還包含中古釋教的世俗化轉向（表現為法相宗、華嚴宗、露臺宗等傳統大批的式微和禪宗、凈土教等貼晚世俗的宗派勢力的突起）、以“內外丹興替”為標志的道教轉型、史學的體裁創新和顯著發展等，而這每一項轉變，在釋教、道教和傳統史學發展史上都有著關鍵性的意義。說它研討難度年夜，是因為進行周全深刻的研討，需具備經學史、理學史、文學史、道教史、釋教史、史學史、科技史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綜合的視野。唐宋時期學術思惟的承載者——知識分子，不僅包含學界慣常所關注的儒士或文士，並且還包含知識和尚、羽士和科技人士等。這些分歧成分的知識分子群體不僅承載、創造著本行業的知識和思惟，並且接收并影響其他行業的知識和思惟，分歧行業間有著非常復雜的影響、融會關系。是以，基于學科劃分而按門類掘進當然需要，多學科綜合的研討更是主要，這對研討者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
一、近四十年來代表性的解釋形式
雖然該課題牽涉面廣，研討難度年夜，但如本書第一章所示，中外學者已做出積極的研討，對其轉型過程作了多種解釋，構成了一些具有典範意義的解釋形式。在現代，最重要的解釋形式是清四庫館臣提出的漢、宋經學轉型說。近代以來，隨著經學沒落和哲學突起，主流的解釋形式轉變為中國哲學史敘事中的從唐代佛學轉向宋代道學。近四十年來，因不滿哲學史敘事的“線條化、簡單化”，一些學者在唐宋變革的視野下，從思惟史的角度提出了幾種互有關聯而又各具特點的解釋形式。
（一）道學（理學）的生發過程。這一解釋形式的源頭可上溯至朱熹《伊洛淵源錄》所構建的二程道學師承譜系，以及黃宗羲、全祖看《宋元學案》基于理學標準而構建的宋學派別和師承譜系。近代以來哲學史界對宋代道學家的認知和道學生發脈絡的構建，最基礎上即依據了教學這兩種譜系。基于這一學術傳統，在唐宋變革的視野下所構建的新的唐宋儒學轉型脈絡，可見于徐洪興《唐宋之際儒學轉型研討》一書。
徐洪興將道學思潮的演變歷程分為“萌發、初興、飛騰、壯盛和衰變五個階段”。從唐朝中期至北宋慶歷之前是萌發階段，道學思潮“還是一股潛流”，但出現了請求振興儒學、排擠佛道二教、批評四六駢文的呼聲，“孟子升格”、經學變古、古文運動等新文明活動初步展開；北宋慶歷至嘉祐之際是初興階段，道學思潮“正式登上了歷史的舞臺”，構成批評漢唐章句訓詁之學、佛道二教、四六駢文的社會思潮和新的學術思惟取向，“其倡導者是范仲淹和歐陽修，而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等都是這一思潮中涌現出來的有代表性的學者”；嘉祐至元祐之際，道學有了顯著的理論創新，是飛騰階段，涌現出一批富有創造共享會議室力的思惟家，如周敦頤、邵雍、王安石、張載、程顥、程頤等，他們“為儒家的倫常綱紀供給哲學的論證，從頭確立周全指導中國人社會生涯的精力歸宿；為現實的政治改造供給思惟的依據”；南宋中期是壯盛階段，道學派別獲得很年夜發展，主流學派即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派構成，出現反對派即陸九淵“心學”派，許多道學概念、范疇、命題走向深入、緊密和系統化，至此唐宋儒學轉型已經完會議室出租成；從南宋后期至元末明初，是衰變階段，道學主門戶瑜伽場地“程朱理學”逐漸獲得官方承認，最終成為官方統治思惟，其性命力也隨之喪掉殆盡。
雖然徐洪興鑒于由朱熹《伊洛淵源錄》所開創而為現今哲學史研討所繼承、發展的道學史敘事有著“線條化、簡單化”之弊，相對于邏輯鏈條上的學說剖析，更重視發掘道學的歷史面相，從時代思潮演變的角度構建了唐宋儒學轉型的理論框架。可是這一新敘事，無論是關注對象（道學家）的擇取，還是對其思惟的闡釋，皆未脫離傳統的哲學史敘事，在內容上便無法包舉“唐宋之際儒學”。
（二）宋學的演變過程。1984年10月，鄧廣銘在杭州舉行的宋史研討會上發表《略談宋學》一文，明確指出：“理學是從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支派共享空間，我們卻不應該把理學同等于宋學”；“宋學”是指“萌興于唐代后期而年夜盛于北宋建國以后的那個新儒家學派”；其特點是：“1.都力圖衝破前代儒家們尋章摘句的學風，向義理的縱深處進行摸索；2.都懷有經世致用的請求。”這就衝破了理學研討興起后學界往往將“宋學”同等于“理學”的狹隘認識，勘定了“宋學”的內涵——理學之外，尚包含尉為大批的宋代經學等儒學門類。陳植鍔《北宋文明史述論》一書延依鄧廣銘的認識，采用“宋學”概念，構建了北宋“宋學”的演變歷程。
陳植鍔認為，“宋學在南渡之前，大略經歷了從準備、草創到繁榮三個發展時期”。宋初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是漢唐注疏之學和文章之學的遺留期和宋學的準1對1教學備期”，出現了宋學疑古派、議古派和擬圣派的先驅者，如王昭素、孫奭、賈同、柳開等；仁宗、英宗兩朝，是宋學的草創期，構成“講明義理而有別于漢唐注疏之學”的學風，出現以孫復、石介為代表的疑傳派，以歐陽修、劉敞為代表的疑經派，以李覯、章看之、胡瑗為代表的議古派，以及處在“宋學草創期與繁榮期的交代階段”的擬圣派學者邵雍、周敦頤；仁宗、神宗之交，宋學“從義理之學過渡到進一個步驟以心性問題的探討為內容的性理之學”，進進繁榮期，出現王學、洛學、關學、蜀學等學派，此中王學的成績和影響最年夜。
作者運用歷史學的視角和方式，不僅清楚劃分了北宋“宋學”前后相承的三個發展時期，並且基于學說創新與社會影響相結合的標準，精細辨析、論證了后兩個時期內分歧學派的先后關系，這樣便呈現了一條以時期為節段、由學派前后聯結而成的北宋“宋學”的演變鏈。遺憾的是，受論題時段所限，該書內容并未觸及南宋“宋學”。從整體上論述宋代“宋學”演變歷程的代表作，是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一書。
漆俠將兩宋“宋學”的發展歷程劃分為構成、發展和演變三個階段。“宋仁宗統治期間（慶歷前后）為宋學的構成階段，其代表人物為宋初三師長教師的胡瑗、孫復、石介和李覯、歐陽修，而以范仲淹為焦點人物。宋仁宗暮年（嘉祐）到宋神宗初是宋學的年夜發展階段，構成為各具特點的荊公學派、溫公學派、蘇蜀學派和以洛（二程）關（張載）為代表的理學派等四年夜學派。此中荊公學派影響最年夜。”南宋是宋學的演變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從宋學中發展起來的理學興盛起來，成為占主導位置的學派，同時與理學對立的則是浙東事功派”。
雖然上述三位學者的論述重心在于宋代，在于著重學術的經學和著重思惟的理學，但這一解釋框架聚焦于“宋學”，最年夜水平上涵蓋了儒者之學意義上的宋代儒學。但是，由于“宋學”的內涵非常寬泛，在宋代經學、史學等領域，還有相當年夜的拓展空間，對這些領域進行深刻研討，必定會對上述解釋框架構成有用的補充和修改。
（三）士人價值觀基礎的轉變過程。此以american學者包弼德（Peter K Bol）《文雅：唐宋思惟的轉型》所構建的解釋框架為代表。該書關注的焦點問題是公元600至1200年間士人價值觀基礎的轉變，以及士人是若何確立價值觀的。為此，作者所切進的并非是凡是意義上的思惟，而是“文雅”——“起首指稱源于上古的典籍傳統”（特指儒家經典），“包含了諸如寫作、統治和行為方面適宜的方法和傳統”；是“士學”而非儒學，尤其關注最受當時士人重視的文學。
包弼德將公元600至1200年士人思惟和價值觀基礎的演變，年夜致劃分為四個階段：
1.初唐至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朝廷學者將文明價值觀具象為可用作榜樣的“文明情勢”（廣義的“文”），包含“一切那些屬于‘禮’的范疇的東西，過往的文獻遺產，以及文學創作（文章）”；就文學創作而言，他們標舉的是一種綜合的文章觀，包含“樹立在六合之上的廣泛基礎，上古權威的典范，真情實感的充實（現在指向講座場地社會、政治問題），以及文學技能”等多種取向。
2.755年至唐朝末年。伴隨著安史之亂所導致的唐朝政治危機，士人傳統的文明價值觀也出現危機，他們認為過往的“文明情勢”并未像想象的那樣起感化。活躍在安史之亂之后40年的學者，如蕭穎士、李華、賈至、獨孤及和梁肅，主張文章復古，強調寫作為公共品德服務。以韓愈為中間的770年擺佈誕生的一代學者，繼承前輩通過文章復古來解救個人和社會的理念，並且更進一個步驟，認為真正有價值教學場地的寫作必須樹立在作者獨立思慮的“圣人之道”的基礎上，這客觀上形成了學者的思惟觀念獨立于天子所代表的品德權威。
3.宋朝初年至1044年慶歷新政被廢罷。以徐鉉、田錫和張詠為代表的宋初學者，尋求“在終瑜伽場地極的天然之道基礎上，樹立文學與典籍傳統的統一”，以此“將圣人之道和古文聯系起來”。在11世紀30年月，為文標準出現了分化：以楊億為代表的一批士人尋求“辭藻的繁縟”，“以顯示他們對傳統文明的廣泛把握以及有才能將其匯總為適應當前需求的情勢”；以范仲淹為中間的古文家則“堅持認為士應該以圣人之道作為學的焦點，并將寫作當成實踐道的一種盡力”，“這個道可以不受歷史條件的限制”而對政治、社會和文明產失效用。
4.個人空間1044年至北宋末年。文學及其話題漸不被重視，學者努力于“根究一種可以為政治、社會和文明供給基礎的道”。作為范仲淹追隨者中最主要的文士，歐陽修主張“學道先于學文”，“人事的歷史”和“六經之本真”都是道的來源基礎。1020年前后誕生舞蹈教室的以司馬光和王安石為代表的那一代文士，“對聚會場地于用舊道來轉變國家和社會這個政治問題的關心，超過了對士應該若教學場地何寫作的關心”。而更年輕一代的蘇軾和程頤的興趣焦點，“已經從軌制化的根究轉向對于思惟風格更個性化的根究，這種思惟風格能使人像圣人一樣”應物。
上述四階段中，士人的價值觀雖然都樹立在“宇宙和歷史”基礎上，但掌握教學場地方法卻發生了從崇奉政權所支撐的“文明情勢”到獨立思慮“圣人之道”，再到個人獨立于權威而解悟“六合之道”的轉變，即“從唐代基于歷史的文明觀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明觀的轉向”。
這一解釋框架聚焦于“文”（特別是文學），探討其主體（作者限制為士人）以“道”為掌握對象的價值觀的構建歷程。鑒于唐宋時期文學在“士人之學”中有著非常主要的位置，這一視角選擇有其公道性，在必定水平上呈現了唐宋士人價值觀的轉變歷程。可是，同樣屬于“士人之學”主要內容的“儒家經典和歷史研討”，卻被作者有興趣疏忽了。並且如下文所述陳弱水的研討所示，這一框架并未能夠深刻歷史從更為深廣的層面提醒當時士人世界觀的構建實態（如“外儒內道”“外儒內佛”），即僅著眼于典範士人（重要是文人）及門戶的文明（特別是文學）觀而論述士人價值觀的構建及其演變共享會議室歷程，卻未進一個步驟發掘其世界觀的歷史實態。
（四）士人文學觀和世界觀的轉變過程。這一解釋形式見于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惟的轉型》一書。他認為“唐宋之際的思惟巨變不是在短時間內發生的，從韓愈（768—824）的時代到范仲淹（989—1052），年夜約為兩百二十年，到程頤（1033—1107），則有兩個半世紀以上。在此期間，思惟的變化不是均質進行的，而是有兩個明顯的衝破點。第一個衝破點約在唐德宗至憲宗年間（780—820），第二個則為宋仁宗至神宗之際（1023—1085）”。陳弱水重要圍繞第一個衝破點，基于對士人（尤其是文人）思惟和心靈的考核，勾畫出兩條中古思惟演變的線索：
第一條線索著眼于文人對文學與文明關系的認識。陳弱水認為，從南朝到初唐，文章寫作一向存在著“獨立的文學觀”與“政治教化”間的結構性緊張，最基礎性的變異發生在8世紀后半葉，以安史之亂前后出現的“文章中興”為標志。“中興”諸子“請求文學與德性、政教、經典等文明要素相連接”，“徇至而有文本于道的呼聲”；甚至“最基礎請求泯除文學和文明之間的界線，而把文學視為從屬于文明的不成朋分部門”。是以，這一文學風潮既“代表文學改造的盡力”，也含有“以文學論述面孔出現的思惟運動”的成分。隨后，韓愈、柳宗元等人所領導的古文運動繼之而起，在9世紀初震動一時。古文家不僅主張文以明道或文本于道，並且開始了對儒道的摸索——“這個‘破繭而出’非關小可，它不單是東漢以后第一個反思儒家之道的潮水，並且發生在主導士人文明的文人群中，形成關鍵的影響。”“道”優先于“文”，儒道摸索的出現，標志著唐宋間“文學脫中間化的開始”，并漸至發展成為新的儒家思惟脈流。
第二條線索聚焦于中古士人心靈結構的變遷。陳弱水認為，中古思惟的基礎格式是“外儒內道”和“外儒內佛”，或許稱之為“二元世界觀”。曹魏時期登上歷史舞臺的玄學，是開啟此二元世界觀的決定性氣力，在4世紀永嘉亂后蓬勃興起的釋教則年夜年夜強化了這一世界觀。即使對于中唐“文章中興”諸子而言，“孔教重要指有關集體次序的道理和價值”，個人性命的終極關懷則依靠于釋教或道教。中古時期對二元世界觀構成明顯挑戰的，重要有三種思惟：一是6、7世紀時一些士人宣揚的“國家全體主義”觀點，“主張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應歸屬于統治者的權威”；二是以杜甫為代表的中唐少數士人“以儒家價值為個人性命重要導向”的世界觀。這一思惟在當時“屬于較新的形態”，范圍無限，“屬于一個嚴重思潮變化的開端部門”；三是從8世紀早期到9世紀初，“在二元世界觀架構里運行的儒家復振潮水中，冒出了直接向這個中古思惟基調挑戰的動向”，即韓愈、李翱等“力主單一的儒家價值世界”，并“構建儒家本位的心性理論和修養學說”，恰是這一思惟開啟了唐宋之際的思惟巨變。
因受論題時段所限，這一解釋框架于宋代部門略而未涉，所以對于唐宋思惟轉型整體而言，并不完備。基于“文人居于唐代文明的焦點，位置絕高”的認知，與包弼德一樣，陳弱水亦從文學進手，經聚會場地由對中古士人文學觀演變歷程的梳理，提醒出中晚唐“儒道摸索”思潮的源流。但他更進一個步驟，從世界觀上提醒了中古士人“外儒內道”“外儒內佛”的基礎心靈結構，以及先后出現的三種挑戰此二元世界觀的思惟。他所指出的“即使對于中唐‘文章中興’諸子而言，‘孔教重要指有關集體次序的道理和價值’，個人性命的終極關懷則依靠于釋教或道教”這一事實，提示我們不克不及簡單地將當時文學所推揚的儒家之道，同等于文人的“價值結構以及世界觀”；這亦表共享會議室白，從佛、道二教進手是深家教刻認識唐宋之際士人的思惟世界甚至思惟轉型問題的主要一途。
上述四種解釋形式雖然都有缺乏之處，但體現了學者在解釋唐宋思惟轉型問題上的盡力。任何嚴肅的框架性歷史解釋理論，都是歷史研討認識的結晶，體現著一段時期內學者研討所得認識的深度和高度。是以它凡是會隨著研討的新進展而獲得補充、修改，甚至被顛覆，而這恰是學術創重生命力的主要體現。就解釋唐宋思惟轉型而言，上述四種形式的配合特點以及可深化之處有：
其一，將“唐宋學術思惟”的承載者，都自覺不自覺地限制為儒士，所探討的主體對象，因此是唐宋時期的儒家學術思惟，而非涵括佛、道二教教義學說等在內的廣義上的“唐宋學術思惟”。
其二，即便就儒家學術思惟而言，“儒家經典和歷史研討”也是其主要組成部門，但要么未觸及，要么論述簡略，不曾予以足夠重視，所描繪的唐宋儒家學術思惟轉型的圖景便不夠詳實、完備。經史之學，不僅是唐宋士人從小所受基礎教導的課業內容，並且是多數士人進行學術研討的重要領域，在士人的知識、思惟世界中占有非常主要的地位，特別值得關注。
其三，對釋教和道教之于唐宋思惟轉型的意義重視不夠，即便有所探討，也局限在剖析“若干功夫及語句的情勢上的異同”上，缺少真正在掌握儒、佛、道三種學說焦點的基礎上“探討其對立、糾葛的緣由并能闡明其思惟變遷的哲學性基礎”的研討。
二、研討思緒與框架內容
本書并不預計構建新的周全解釋唐宋學術思惟轉型問題的理論框架，而是用實證研討的方式，對該課題論域內後人關注較少或研討缺乏的主要問題，進行專題性的研討。因為如上述解釋形式所示，它們在論題所涉內容研討的周全性上都存在缺乏——要么舞蹈教室對某朝代、要么對某些門類的學術思惟未觸及或探討較少，這必定會影響到解釋框架的涵蓋度和切實性。並且，新的解釋框架的構建，必須以數量足夠豐富而又深刻的專題研討為條件。當前而言，這方面的研討尤其需要，只要在小塊深耕的基礎上，將來連接成片，才幹更為逼真地呈現唐宋學術思惟轉型的機制和面孔。
本書書名中所標的研討對象——“學術思惟”，意為“學術”和“思惟”，其內容除凡是意義上的“思惟”外，還包含知識和方式。限于學力，所論“學術思惟”依然以儒學為主。
依據專題內容，本書分為如下五章：
第一章《唐宋學術思惟轉型研討述評》對唐宋學術思惟研討重鎮——中國、american和japan(日本)學界的相關研討結果進行梳理、評論。第一節《唐宋思惟文明轉型：國內分歧學科范式下的研討與認知》聚焦唐、宋“思惟文明”的內涵、轉變過程和緣由等主要問題，梳理近代以來國內代表性學者的相關認識和研討，在此基礎上總結具有典範性的唐宋思惟文明轉型解釋形式。第二節《范式與問題：american的唐宋思惟轉型研討》基于對代表性學者著作的解讀，從派別劃分及其學說向背關系的角度，評述american唐宋思惟轉型研討范式、問題認識及其演變歷程。遺憾的是筆者未及對japan(日本)學界的相關結果進行周全考核，于此僅評介此中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希冀幾多能夠收到窺斑之效，是為第三節《思惟與思惟史——土田健次郎〈道學之構成〉評介》。
中唐啖助、趙匡和陸淳的《年齡》學是中古《年齡》學甚至漢、宋經學轉型的標志，在學術史上有著極其主要的位置。第二章《啖助、趙匡和陸淳的〈年齡〉學著作及其〈年齡〉學轉型意義》在考辨三人各自著作的基礎上，闡明其《年齡》學的學術轉型意義。第一節《啖助、趙匡和陸淳〈年齡〉學著作考辨》從三人的《年齡》學著作活動進手，透過具體的修撰小樹屋做法，考辨他們各自的著作及其內容體例，以及著作間的繼承關系，盼望能夠副本清流，還原三人《年齡》學著作的真實面孔。第二節《由“義見微旨”注再論陸淳〈年齡微旨〉的撰作時間》針對《年齡集傳纂例》中的一處注文“義見微旨”，進一個步驟辨正陸淳《年齡微旨》的撰作時間。第三節《啖助、趙匡和陸淳〈年齡〉學的學術轉型意義》擺脫慣常所謂的“尊經排傳，而又兼采三傳”“變專門為通學”等寬泛論說，闡述三人經傳解說中一些具體認識和做法所呈現的學術理念層面上的轉型意義。
如所共知，釋教和道教對唐宋儒學思惟轉型影響極為深入。限于學力，本書未觸及釋教方面的內容，第三章《唐宋道教與儒學：思惟文明關聯》乃從個案角度論述當時道教和儒家之間的思惟影響和文明融通關系。第一節《論瑜伽場地李榮思惟與程朱理學的關聯》用概念史的方式，論教學證初唐道教重玄學年夜師李榮的學說思惟與宋代程朱理學在“理”“性”等概念內涵上的關聯，以呈現前者對后者的影響。第二節《晚唐五代小說中的“仙境”：文士與羽士構建之比較》將晚唐五代文人小說中的仙境描寫，與中唐羽士司馬承禎、晚唐五代羽士杜光庭各所記載的“洞天福地”系統進行比較研討，由此一隅，以窺當時文人與羽士在思惟和知識上的共享、互動狀況。
“宋初三師長教師”胡瑗、孫復和石介，有名學者劉敞，歷來被視為開宋代學術新風的人物。第四章《宋初的儒士與儒學：學術思惟新聲》探討他們以及與孫、石有著親密來往的著名學者士建中的事跡和思惟，辨正劉敞在北宋的學術位置，以期在宋學始興之處部分呈現新學術思惟萌發時的學術生態。關于孫復的生平交游和著作，相關史料記載和后人說法中多有含糊甚至捍格之處，第一節《孫復生平事跡及著作考辨》對此予以廓清。第二節《士建中生平及思惟考述》勾稽一向湮沉不顯的士建中的生平事跡，論析其思惟，標明他在當時學界的位置和影響。第三節《石介儒學思惟析論》依據現存資料，從思惟特點及闡釋方法、哲理要點、弘儒思惟及舉措等方面闡釋石介的學術思惟。北宋“元祐史官”認為劉敞及其《七經小傳》在當代學風轉變中具有標志性位置，此說屢被以后的學者稱引，但現今有些學者提出質疑。第四節《論劉敞在北宋的學術位置》從宋廷修撰《實錄》和《野史》之記載、與同時著名學者位置及聲譽的比較等方面，對此說予以考辨，以標明劉敞在北宋的學術位置。
唐宋時期經學與史學關系復雜，此中有些內容屬于唐宋學術轉型的范疇。第五章《唐宋時期的經史關系：〈左傳〉學與紀事本末體》探討《左傳》學與史書紀事本末體之源起的關系問題，以提醒當時經史關系的一個面向。第一節《紀事本末體創始說辨正》辨正以往關于紀事本末體之創始的幾教學種說法，考定史書紀事本末體的創始之作。在此基礎上，第二節《〈左傳〉學與紀事本末體之源起》從《左傳》紀事類編學的構成緣由、著作源流，以及其與史書紀事本末體的兩部肇端性著作（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和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的學緣關系等方面，論證這一學術傳統是史書紀事本末體的歷史性生發源頭。
本書所涉內容繁雜，聚會場地疏誤之處在所難免，而實證研討貴在求真求實，為使內容盡能夠達到這一目標，尚請方家不惜教正。
責任編輯：近復